[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6)02-0134-06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流派之一，其基本特点是将生态视域引入历史唯物主义，并以此为工具分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实质，力图把西方的生态运动引向激进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对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应作揭示和辨析。 本·阿格尔是从反思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为切入点，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在他看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由三个方面的内容所构成的，即异化理论和人的解放观、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内在矛盾发展规律的理论、由内在矛盾所引起的危机模式。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是相互联系的。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会导致资本主义危机的发生，另一方面危机并不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除非异化的工人阶级起来革命，才能使社会主义最终取得胜利。因此，“没有危机和崩溃的模式，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的形成就没有基础。……没有这种有阶级意识的革命活动，要超越资本主义机制的现在的干扰而建立质上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的关系是不可能的。”[1] (第12-13页)本·阿格尔把马克思这种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同无产阶级的作用联系起来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辩证法”看做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石。但是，当时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表现为要么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归结为一种决定论，把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看做是类似万有引力那样的规律，看不到马克思所讲的“必然性”只是一种逻辑上的“必然”，要把这种“必然”转变为现实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要么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归结为一种意志论，脱离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危机夸大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本·阿格尔强调，必须超越上述经济决定论和唯意志论的马克思主义，建构一种适合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新情况、新特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 本·阿格尔指出，在马克思辩证法的三个组成部分中，马克思的异化和人的解放理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理论，是非常深刻而且具有永恒的价值。但是，“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1] (第486页)因此，只有通过对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进行重大的修正，在保留马克思的异化批判以及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理解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找到通向社会主义的可能途径。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就在于割裂马克思辩证法三个方面的内在联系。决定论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只看到了马克思辩证法中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理论；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个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则脱离马克思辩证法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分析，力图通过培育承载对自由和解放追求的“个人新感性”，用个人争取解放的斗争代替阶级激进主义。对此，本·阿格尔强调，“如果不与争取集体解放和自我解放的充满生气的自愿斗争结合起来，在政治上就不会收到效果。”[1] (第416页)他指出，和决定论或唯意志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一方面坚持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理论出发，分析这一内在矛盾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之间的必然联系；另一方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个人价值观的转换对于利用生态危机、实现工人阶级解放的作用。也就是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置于资本主义生产和整个生态系统之间辩证运动中予以考察。由于生态系统的制约，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会发生生态危机，并促使人们反思自己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和生存方式，从而使人们从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中解放出来，走向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包含两种分析观点：一方面，它认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扩张主义的动力导致资源不断减少和大气受到污染的环境问题；另一方面它力图评价现代的统治形式——人类在这种统治形式中从情感上依附于商品的异化消费，力图摆脱独裁主义的协调和异化劳动的负担。”[1] (第420页)本·阿格尔正是以“人的需要和生态系统的限制”之间的辩证运动过程所导致的生态危机为基础，来建构他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本·阿格尔指出，由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广泛干预以及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资本主义已经从经济危机转向了生态危机，但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这种转变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重构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正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任务，这一理论既根植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也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同整个生态系统相互作用过程中的矛盾。本·阿格尔强调，生态危机理论同上述从分析资本主义国家作用中而形成的危机理论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并且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补充的关系。因为建立在国家理论基础上的危机理论更加注重分析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阶级和权力结构，而生态危机理论则更注重如何超越极权国家，实现非极权的生态社会主义的理想。本·阿格尔把理论的重点转向了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危机理论产生的根源及其后果。 本·阿格尔是从两个方面揭示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的。首先，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看，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统治的合法性是通过向人们许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可以源源不断地提供越来越多、越来越新的商品实现的；另一方面，资本为了其追求利润的需要，其生产具有不断扩张的趋势，为此它借助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利用广告和大众新闻媒体在全社会范围内宣扬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和生存方式，以控制人们的消费需要和消费选择。而实际上，人们的消费需要和消费选择的向度是服从和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向度。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不断扩大的趋势决定了它必然会强化业已存在的人和自然关系的紧张。其次，从人们的需要、消费和商品的关系来看，本·阿格尔强调只有人们从创造性的劳动而不是从无止境的以广告为媒介的商品消费中得到满足，人们才能真正获得自由的体验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但问题正在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恰恰是一种异化劳动，由此人们形成了一种“劳动—闲暇”二元论的观点，即在劳动过程中人们无自由和幸福可言，只有在闲暇时间中自由和幸福才能够实现。在这种“劳动—闲暇”二元论观点的支配下，为了逃避劳动过程中的异化，人们把自由和幸福的体验就寄托于闲暇时间的商品消费中。这种商品消费并非产生于人的真实需要，而是逃避异化劳动的一种异化消费。所谓异化消费，是指“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1] (第494页)异化消费既使人们把商品消费当做满足需要的惟一源泉，同时也表达了人们对劳动领域中异化的不满及其反抗。本·阿格尔指出，这种异化消费不仅会对生态造成破坏和浪费，而且其本身也是有害的，并不能补偿人们在异化劳动过程中所受到的伤害。本·阿格尔强调，由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消费上还没有发生像今天这样的变化，特别是广告和商品消费尚未形成如此紧密的联系，因此马克思只注重分析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而没有注重分析资本主义消费领域的危机。但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劳动体现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的思想却为我们正确处理需要、消费和幸福之间提供了启示，即人的幸福在于把自我实现的劳动同有益的消费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这一思想出发，本·阿格尔认为，由有限生态系统所决定的人的需要和商品之间的相互作用正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内在动力。“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可以重新运用于当前的社会制度。因为我们放弃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并不意味着也放弃他的关于非异化的人的活动的理论或他的矛盾的理论。相反，拯救马克思的观点和避免乌托邦主义的惟一办法，是分析目前存在于像受广告操纵的消费与受到威胁的环境之间关系的这样一些危机的新形式。”[1] (第490页)那么，人的需要和商品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如何带来社会变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