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06)02-0158-05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期待并激励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建构。分析学者们提出的建构这一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种不同的路径，我们不难归纳出，有四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被人们提起，它们分别是：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定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四种形态的内涵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要的理论准备，因此，本文在借鉴目前理论界有关讨论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做一浅陋的探讨，以就教于同仁。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表现形态：单数，还是复数？ 马克思主义哲学曾经被看成单数的存在。 比如说，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的卢卡奇就曾经专门撰文《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以讨论可以划归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标准问题，他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1] 在卢卡奇的语境下，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他所理解的辩证方法。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他因此奠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的理论传统和特色，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一种哲学，甚至是哲学方法。事实上，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走了一条和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时所走过的相反的道路。马克思成长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经过了以哲学做起点，转向政治学研究，再转向经济学研究的发展过程，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都放弃了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课题，专心致力于哲学的探讨。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柯尔施甚至专门论证过马克思主义就是哲学这个论题。 卢卡奇之所以竭力论证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是方法，当然是有针对性的。他针对的是列宁所领导的俄国革命实践和因此而产生的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反对苏俄革命，反对列宁的思想，反对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们的共同立场。这方面，柯尔施的论述表现得极为典型。柯尔施认为，列宁“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说：“列宁和他的追随者片面地把辩证法变成了客体、自然和历史，他们把认识仅仅描绘成主观意识对这种客观存在的被动的照镜子式的反映……还不止此，他们还放弃了历史存在的整体和所有在历史上流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列宁和像他一样的那些人以一种倒退的形式通过把这个问题变成主体和认识客体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更狭义的认识论或‘知识论的’问题而修正了它。这还不算，他们还把认识说成是一种根本协调的进化过程，一种趋向绝对真理的无限上升。他们对革命运动内部理论和实践的一般关系和特殊关系的论述完全抛弃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的革命实践严整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统一就衰变为一种可与最典型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相比的二元论。”[2] 82-83柯尔施的批判还指向了整个苏联哲学，他认为，苏联哲学不仅背叛了马克思的思想，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专政。他说列宁所创造的“这种唯物主义‘哲学的’统治，覆盖了全部科学，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以及文学、戏剧、造型艺术等等中的其他一切文化发展；列宁的追随者们又把这种统治推向荒谬的极端。这导致了某种意识形态的专政”[2] 86。 不难看出，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卢卡奇和柯尔施都倾向于把自己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统继承人，否认列宁为代表的东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 作为对立面的以列宁等人为代表的东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采取了拒斥的态度。在互不承认对方，因而只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单数的存在这方面，对立双方的态度却惊人地一致。列宁特别强调哲学的党性原则，对与自己哲学见解不一致的哲学思想及其持有者不仅在自己的理论著述的文本中用令人印象深刻的战斗的语句加以痛斥，而且在组织上采取驱除出境的办法加以解决。可以想见，如果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生活在当时的苏联境内，他们将会得到什么样的待遇。 以列宁为代表的东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及其思想的态度，到今天还在影响着当代中国的理论界。俞吾金教授形象地指出，由于不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归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队伍中来，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就像卡夫卡笔下的土地测量员，只能围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城堡兜圈子，却始终走不进去。 有意思的是中国学者把后现代主义哲学代表德里达的名著" Spectres of Marx" 译成《马克思的幽灵》，而不是《马克思的幽灵们》，不知是无意的改译，还是有意的回避。实际上，德里达的书名，表达了他对马克思学说传承的多元化的肯定，并在这个意义上，他还强调指出：“有诸多个马克思的精神，也必须有诸多个马克思的精神。”[3] 德里达之所以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有较好的亲和力，就是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命力因此而被疑惑的历史条件下，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种存在形态，并由此看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景和未来，让我们备受鼓舞，尽管我们未必同意他对各种马克思的精神的理解。 事实上，从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奋力拼搏，以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路径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复数的存在，应该是有共识的。韩庆祥教授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三种路径及其回应》中指出，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采取三种不同的路径，力图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是“文本解读”；二是“西马解读”；三是“时代解读”。透过这三种创新路径，我们能看到四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存在。“文本解读”，是要重回马克思，因为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创立了原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西马解读”就是力争重新阅读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文本，和他们进行理论对话，之所以这样做，是以承认他们的理论研究和创作在一定意义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为前提的；“时代解读”为我们表明两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形态，一种是我们正在突破的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种是我们立足于现时代实践正在建构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对我们已经有意无意承认的四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个问题必然呈现：什么是这四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共同视域？什么是这四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合点？陈先达教授早在1990年主编的《被肢解的马克思》一书中就警示，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能采取“凡是”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凡不是”的态度。因为，如果持“凡是”的态度，也就是只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语言和观点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早在1883年或者顶多在1895年就终止了；相反，如果坚持“凡不是”的态度，把任何背离、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本观点的学派都划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被会在另一种意义上被取消，因为，什么都是的东西，也往往就什么都不是。陈先生的这个警示是极其深刻的。因此，当我们承认这四种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的同时，必须再次审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