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06)01-0048-04 在学术的宽泛指称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展开的文化理论可谓观点纷呈，立论各异，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从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出发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观在西方所遭遇的诠释与变迁作出分析与理解。本文的理论目的在于理清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基本脉络，在分析与批判的基础上澄清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基本理论维度，以求进一步推动新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依照这一思路，我们分四个部分加以论述。 一、阶级意识视域中的文化阐释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脱胎于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向往以及对已有无产阶级专政经验的反思，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化哲学思考主要关注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在此，文化更多地是在阶级意识的意境中被使用与阐释的。总的说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这一阶段，文化研究还没有真正从传统的革命研究范式中分离出来。但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历史发展来看，这一阶段的文化研究至关重要，其文化研究的历史效果在之后各阶段都可以得到体现。即便到了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解依旧保留着卢卡奇式对阶级意识的理论憧憬，甚至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也表现为在文化艺术领域对整体或总体的否定性诉求。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对后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起着双重的作用，因为，文化霸权依旧是在阶级意识的意义上被使用的，同时，它又为其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走向微观政治分析层面提供了理论前提，虽然它在更多的时候是被当作消解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依据而被提出来的。 在这一理论阶段里，“直接性”、“资产阶级文化”都是在同一个理论层面被使用的，因此，资产阶级社会的直接性意识也就是“资产阶级文化形式”，从统治阶级这个角度看，它又可以被指称为“领导权”或文化霸权。资产阶级文化霸权由资产阶级因其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所形成的威望以及合法性统治机器所强加的社会控制及其内化建构起来的。一般地说，确立与巩固一个阶级的文化霸权地位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而这些措施的实施是离不开知识分子的作用和现实教育体制的变革的。 因此，无产阶级要冲破资产阶级的文化包围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必须采取一种整体的方法，即从具体历史阶段的社会整体角度理解资产阶级文化，并在理解过程中体认无产阶级所遭受的非人性化的现实遭遇，由此为最终颠覆这个物性化的资产阶级世界提供意识革命的前提。因此，单从经济、政治或文化的某个维度对资本主义社会加以批判会陷入资产阶级理论的直接性：“如果无产阶级发现它所遭受的经济上的非人性比政治上的非人性更容易理解，政治上的非人性又比文化上的非人性更容易理解，那么所有这些孤立做法就指明了在无产阶级自身中仍然有未被征服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力量的程度。”[1] (P77) 这里所表达的文化观点的独特性在于，它在资本主义社会转型(转向意识形态日趋平稳)的过程中，把阶级意识或统治阶级文化问题独立出来加以分析，以求对“被动革命”理论加以消解。这里隐含着的一种理论转向是放弃革命现实情势的具体考量，而使文化问题逃离社会的整体分析。同时，对精英知识分子的强调恰恰表明了这一时期理论家们的传统性，因为，在大众文化的时代里，知识分子作用是被消蚀的。就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整体发展逻辑来看，在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生存危机被福利国家民众需求的增长趋势所遮蔽、政治危机被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民主所延缓的现实背景下，阶级意识与文化霸权理论是回避社会批判现实标准问题的无奈选择。但是，把回避现实标准误解为回避革命这同样是不合适的，因为他们恰恰是想在回避社会批判现实标准的情况下把革命意识作为主导因素并展开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理论思考的。确切地讲，这种无奈恰恰是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的理论入口，因为，当“真实的需要”(马尔库塞语)被大众文化遮蔽之后，首要任务就是批判大众文化。 二、否定性语境中的文化批判 如果说，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观还保留了无产阶级革命意向的话，那么，在其后的文化批判者看来，由于时代的变迁，无产阶级作为卢卡奇意义上集体元主体已经失却了其历史背景。另外，法西斯主义的野蛮行径以及人们对它的痛苦体验加深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绝望情绪。因此，文化批判者们虽然保留了对文化碎片背后那种乌托邦式总体性的渴望，但面对现实的残酷性，最终还是无可奈何地对文化现状作出了否定。基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建立的社会研究所发展而来的法兰克福学派是这一时期文化批判的典范。 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来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类文化活动本来意义上的目的——人本身的自由发展被工具化理性化了，而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生产日益与商品和市场结合在一起，人类的文化活动与文化存在有效地被市场体系括除或悬置。因此他们认为，当下的文化理论必须采取否定的态度，即对资本主义文化现状加以拒绝，正是在此思路中，他们展开了对高层文化的理解和针对文化工业的批判。 在他们看来，西方工业文明社会的成就和失败造就了高层文化的合法性缺失，这是因为，高层文化原本具有的自主性原则和理想维度已经被技术理性的发展所遮蔽，如此一来，高层文化的现实超越性、与现实原则的矛盾性逐渐消失了。但历史地讲，高层文化所揭示的现实超越性向度，其实是构成现实的另一个向度，当这一个向度被消解之后，文化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对立也就不存在了，因为社会秩序已经把文化的批判性纳入到自身当中，并且大规模复制和显示它们。在这一过程中，技术理性化身为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新产品，最终使高层文化的具体形式如艺术、宗教和哲学同商业和谐地交织在一起，并使这些文化的具体形式以商品多样性出现在以交换价值为衡量标准的商品市场里。于是，关于自由与理想的话题被这一过程转化为物质化的因素并在商品的逻辑中被理解和宣传，而其中真正失缺的正是文化原本意欲加以传达的大部分真理，这些真理或真理性因素被物质化倾向的技术理性所吸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