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带来的矛盾与冲突迫切需要哲学工作者面对现实、面对问题发挥哲学的范导和指向作用。因为，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人类智慧的集中体现，哲学并不是纯粹的知识体系，它还在具有科学价值的知识基础上，提供理想、信念和价值导向。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哲学作为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是在分析和解决时代最重大的现实课题的思维和实践活动中实现自己的。而令人尴尬的是，我们的哲学远没有发挥它应有的功能，这不能不说是哲学家的失职。哲学家如果失去了批判的精神、反思的意识和社会关怀的责任感，哲学就失去了方向和范导作用。哲学家的批判精神和反思意识不仅仅体现在对社会问题上，而且也体现在对哲学和哲学家自身的反思和批判上。因此，作为当代哲学问题的访谈，我们自然应当关注当代中国哲学和哲学家自身存在的问题。 长期从事《哲学研究》编辑工作的李登贵先生，对国内哲学发展的走向和存在的问题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他的“国粹·复古·文化——评一种值得注意的思想倾向”、“五四精神：重评还是重申”、“从思想世界到现实世界”、“孔夫子和孔方兄”、“国学研究·意识形态和百家争鸣”、“走出观念论的文化沼泽”、“公共权力的异化和制约”、“从方法论的高度反思现实”、“永远的乡愁”、“评一种文化比较观”、“讲坛哲学：皇帝的新衣”等哲学论文和评论通过犀利的笔触从多侧面深刻剖析了当代中国哲学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访谈时间：2005年8月9日 访谈地点：《哲学研究》编辑部办公室 刘：首先感谢您在百忙中接受访谈。前天我们在电话中谈到哲学和哲学家的角色问题，当时您的见解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今天想请您就这个问题深入地谈谈自己的观点。 李：这个问题和我的编辑工作有关。我在审稿时敏感到这个问题与政治导向有关。我们一直没有给哲学以真正独立的地位。比如说，在主流意识形态里边，马克思主义哲学往往被当作了宣传工作的工具，而作为一般学术意义的哲学则大多成了匠气十足的教授哲学。这同作为思想家的哲学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当哲学作为宣传工具时，宣传部门就会用政治辅导员的角色来要求主流文化里边的哲学，把哲学工作者当作受雇的、给主流意识形态作辩护的牧师。当哲学作为教授谋生方式时，哲学家侧重的是技术性的解读，扮演的是教书匠角色。 刘：这就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工具的哲学与作为探索性的哲学之间是什么关系？现在的问题是宣传的东西同探索性的、学术性的东西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范围界限。比如，在综合性大学里除了有哲学系外，还有专门的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就是承担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但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块往往也承担了本来应该是宣传或意识形态部门承担的工作。 李：我不清楚这里课程设置的区别。不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承担的应当是探索性的角色，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公共课承担的则是教化性的任务。 刘：探索性和教化性，这两个词用得很好。作为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具有指导地位是无可厚非的，但在哲学的探索性领域和哲学教化性课程上，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方式是否应当有所区别？ 李：任何国家都有主流意识形态，尤其是在标榜非意识形态化的西方，比如，自由主义崇拜就是一种世界性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我们有些问题是宣传部门的一些传统体制造成的。他们把一些现行权力意志和国策拔高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马克思主义指导被混同于权力意志崇拜。当哲学家的批判视角触及这些国策时，就产生了理论禁区问题，产生了用新教条主义代替老教条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应当是指最基本方法论、最基本的价值观的指导，包括最基本的一些底线，比如，禁止鼓吹法西斯的哲学。但是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僵化地理解为受宣传口径、宣传官员的指导。我总觉得哲学家和政治家、宣传家这两个角色有重叠的地方，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作为立国的基本精神、基本旗帜来起作用的，但是它与治国的技术性问题不在一个层面。比如，政治家主要考虑现实问题，考虑怎样解决一些具体的应对问题，只要求不出乱子，所以他们倾向于保守的东西，倾向于如何协调各种各样的力量，以及必要时与这些力量相妥协。而哲学家则不同，哲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利用抽象思维，为文明社会提供核心价值观和方法论论证。它有很大的超越性与前瞻性，而这种超越性和前瞻性同政治预言并不一样。 刘：是否可以说哲学的超越性和前瞻性是在对现实批判的基础上对未来理想的一种合理性价值的论证，而政治预言则仅仅是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某种状况的一种预测？ 李：我一时不好作出结论。但是，在两千年前哲学家就可能宣扬人性在道德上是平等的观点，这是哲学家的权力。但如果政治家在两千年前要实现人人平等的理想，在当时条件下就是激进主义者。但是哲学家从社会分工上就有这个义务和责任。他的前瞻性思想刚开始可能只是他一个人的声音，然后变成一个团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声音，这个过程可能要花几千年的时间。由于哲学的高度抽象性和高度的批判性，因此，哲学家与政治家有不同的地方。其侧重点不是同现存相妥协，而是要批判现存，哲学家讲的现实不是现存。哲学家立足现存，眼睛却永远盯着理想，总想把理想变成现实。当然，政治家或宣传家也不能说不讲理想，但他每天要处理的以及他的政治基本需要的东西是现存的东西，因此，他比较在意具体条件的差异，而哲学家一般来说可以忽略这些具体条件的差异，哲学家的理想不一定都能变为现实，但它作为精神旗帜有一种让人灵魂透气的感觉，让我们从凡庸的生活中能够产生一种飞扬感。人之为人在什么地方？人之为人就是要用未来评价今天。由于未来，我总觉得我在往前走，我有一种方向感，我觉得哲学应当给人这种感觉。人最可怕的就是像一群蝼蚁一样不知所处，蝇营狗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