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63(2006)02-0008-06 近年来，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的讨论方兴未艾。在学科界限日益模糊、知识大融合的背景下，从人类的诞生到人的碎片化，从财富的生产到人性的善恶，从环境的保护到社会体制的改革，人类学、后现代、经济学、伦理学、政治学甚至文学、艺术、音乐、宗教等，一时间，皆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素材”。问题是，融合的基点和途径何在？是不是从“辩证唯物主义”过渡到人类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原有的体系哲学框架中，讨论“存在”、“意义”、“自由”、“公正”、“和谐”等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本文认为，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的讨论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的界定，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的界定当源发于对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的梳理，鉴于国内相关的讨论大多离不开“实践”和“人”，本文暂时远离“当代性”话题，以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① 的解读为根据，首先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时的理论出发点。 一、实践概念的过渡性 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用感性的物质客体代替黑格尔的思辨的思想客体是对的，但是，他未能进一步用人类感性的物质活动来代替黑格尔的思辨活动。而黑格尔正是借助于这种抽象思维的活动，来达到他在唯心主义形式下对世界历史的总体把握的。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仅限于用一般哲学唯物主义的颠倒方法克服它的唯心主义性质，以便重新把感性的物质客体确立为主词，而把思维客体变成宾词，结果，他得到的只能一方面是抽象的自然界，一方面是抽象的人，对于自然界和人，除了极端崇拜和过度夸张外，他在哲学上没有提供更多的东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只是把自然界和人看作感性的对象，而不同时看作感性活动。费尔巴哈一再强调人和自然界的统一，但仅仅依靠感性的直观就不可能了解人对自然界的能动关系，达到人和自然界的真正统一。真正实现人和自然界的统一的，是人的感性的客观活动，即物质生产活动。这是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唯物主义者从未提出并加以研究的课题。相反，实践活动作为哲学范畴却常常出现在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理论体系中，但是他们“当然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活动”。因此，马克思把实践确立为“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本概念。 马克思认为，人们周围的感性世界，无论自然界还是社会，都不是有史以来就存在的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实践的产物，是世代相承的感性活动的结果。他指出，“费尔巴哈特别谈到自然科学的直观，提到一些秘密只有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眼睛才能识破，但是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自然科学会成为什么样子呢？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材料的。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② 因此，实践是推动全部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它既推动环境的改变，也推动人的改变，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才能达到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改变的一致。人当然受环境决定，但另一方面人也改变环境。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改变都不是由思想引发的，由精神推动的，而是由人的物质实践推动的。而且，实践还是检验思想的正确与否以及它能否在人类历史中发挥现实作用的唯一标准。“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③ 在马克思看来，关于人和自然、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的相互关系问题，离开实践的观点是不可能解决的。一旦站在实践的立场上，这些问题就都成为一目了然的事情了。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仅仅在人和自然、思维和存在的统一关系问题上展开对实践概念的理解，把实践规定为体现人对自然界的能动关系的感性活动和检验真理的客观标准，是否就可以超越以往一切旧哲学——无论是包括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在内的旧唯物主义还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旧唯心主义——呢？必须看到，这种哲学人类学和哲学认识论意义上的实践概念，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等文本中已经多次提出并加以强调。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论述“对象化劳动”概念时指出，“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④“理论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决不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⑤ 但也正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不但大量地使用类、类生活、类本质这些属于费尔巴哈哲学的术语，沿袭费尔巴哈哲学的人本主义论证方式(如把费尔巴哈人类概念直接认做社会主义的唯一哲学前提)，而且还对费尔巴哈哲学作了近乎崇拜的肯定性评价。他说：“除了这些批判的研究国民经济学的作家(指赫斯、恩格斯等人——引者注)以外，整个实证的批判，从而德国人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⑥ 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在于，他“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现实的科学，因为费尔巴哈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⑦ 在《神圣家族》中，随着从“对象化劳动”的观点向“物质生产”观点的过渡，马克思尤其明确地强调了感性活动对于人自身的历史生成意义以及它对思想在归根到底意义上的决定作用，但他同时仍然把费尔巴哈的哲学称誉为“在理论方面体现了和人道主义相像吻合的唯物主义”。⑧ 因此，仅仅在体现人对自然界的能动关系或者检验真理的客观标准的意义上来理解实践概念，是无法从根本上说明马克思这一时期以实践为基本概念而实现的伟大哲学变革的。因为我们知道，费尔巴哈的人本学中包含着两条逻辑思路，即重在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基本关系问题的一般哲学唯物主义描述逻辑和从人的类本质(真正的人)出发去解释宗教现象的价值批判逻辑。而上述这种哲学人类学和哲学认识论意义上的实践概念，其实仍然可以在人本学的视域中，通过对黑格尔哲学中思辨的实践概念的一般哲学唯物主义批判，从人性或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类本质出发合乎逻辑地推演出来。也就是说，对于这种实践概念，我们既可以作人本主义哲学的理解，也可以把它看作是所谓的“实践人道主义”的基石。⑨ 实际上，马克思是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历史性的确证和对“真正的人”的观点的扬弃，才确立了他的新哲学的基本原则的。很显然，对这一时期的马克思来说，实践决不是从人性或人的类本质引申出来的一般哲学概念，而是从人的现实存在即他们的现实生活关系中概括出来的社会历史观概念，其基本的形式就是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因此，必须注意到，在马克思批判包括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在内的旧哲学的过程中，他并没有仅仅囿于哲学人类学或哲学认识论的视域，抽象一般地谈论实践所体现出来的人对自然界的能动关系，以及它对真理的客观检验作用，而是进一步联系着一定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分析和说明了这种能动关系和检验作用是受现实的社会历史因素所制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