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大多数学界同行都意识到的那样，传统马克思哲学研究模式是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从苏联理论界那里承袭而来的，它与源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的斯大林主义有着本质关联。这一见识既敏锐又深刻，但不够系统、全面，因而难以对如下学术史环节给予合理解释：第一，按照苏联官方哲学史的记述，在20世纪20年代文献收集工作富有成效地开始后不久，苏联的马克思哲学研究就被裹挟进了复杂的理论政治斗争中，并于20世纪30年代初陷入停滞和衰退，直到50年代中期斯大林逝世后方才重新启动和走向成熟①。也就是说，传统马克思哲学研究模式的形成，实际上是在非斯大林化运动过程中发生的。第二，传统马克思哲学研究模式宣称自己的合法性和科学性源自列宁，特别是对“列宁的方法论思想”的创造性掌握和运用②。这些令人费解的学术史事件的存在表明，我们对传统马克思哲学研究模式的认识还有待深化。要想搞清楚传统马克思哲学研究模式究竟是什么，进而澄清它与斯大林主义的本质联系，我们就必须回到它赖以生成的那段历史和学术史中去，对它的形成过程进行严格的知识社会学审理。 传统马克思哲学研究模式其实是一个相当晚近的发明。我个人倾向于将1962年视为它的诞生元年，因为是年出版了两部后来得到苏联官方哲学史充分肯定的标志性著作：拉宾的《围绕青年马克思思想遗产的斗争》和奥伊则尔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从这时起，传统马克思哲学研究模式就公开宣布自己是对十月革命前就确立的“列宁的研究原则”的继承与发扬。如果说拉宾着重从方法论角度阐述了什么是“列宁的研究原则”，以及苏联理论界是如何在与从第二国际到西方“马克思学”的错误思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中捍卫、落实、发展这些原则，并将它们升华为传统马克思哲学研究模式的话③，那么，奥伊则尔曼则为传统马克思哲学研究模式提供了第一个样本，并具体实践了“列宁的研究原则”，首次系统完整地表述了苏联理论界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本质与过程的官方观点④。 众所周知，列宁十分关心、重视马克思哲学研究，曾在不同时期就如何研究马克思哲学作出过一些具体指示⑤。但他真的是传统马克思哲学研究模式的合法性和科学性源泉吗？要解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回到具体的学术发展史中去。 实事求是地说，列宁论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哲学的著作并不多，主要集中在1893—1904年和1907—1916年这两个时间段中所撰写的九篇文献中⑥。这些总数不过一百来页的文献清晰地显示了：第一，列宁非常熟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他以梅林等前人的工作为基础，比较全面地掌握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特别是其早中期哲学与政论著作)的写作与出版情况。这在同时代德国以外的马克思主义者中是非常突出的。第二，列宁非常注重对马克思哲学的来源、形成与发展过程的研究。他主要以梅林和普列汉诺夫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对上述问题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看法；在有关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个别问题的认识上，甚至超过了梅林和普列汉诺夫。第三，列宁关心、重视马克思哲学研究的目的非常明确，即首先是为了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并将它运用到对当代现实的认识中去(在这个问题上他与梅林、普列汉诺夫是一致的)，其次则是为了捍卫哲学的党性原则，从理论上肃清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一些打着哲学旗号出现的宗派集团的政治流毒。按照我的看法，列宁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达到了同时代的先进水平，但他在总体上(尤其是在形成史问题上)没有、也不可能超过梅林和普列汉诺夫的水平。因为他的研究不管在文献上还是在基本观念上，都是依托于后两者的既有工作并由此前进的，而且他从来都没有像后两者那样，开展过专门系统的、纯粹学理性的马克思哲学研究。应当指出的是，与梅林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1897—1898)、《马克思传》(1918)、普列汉诺夫的《唯物主义史论丛》(1896)、《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1908)等广泛流传的专著相比，列宁的相关论述不仅相对分散，且往往与具体政治批判粘连在一起。如果没有传统马克思哲学研究模式的系统化阐述为中介，一般研究者很难察觉到其中学理性内容的存在。换言之，所谓“列宁的研究原则”，与其说是列宁创立的，倒不如说是传统马克思哲学研究模式再“发明”的！这正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十月革命胜利至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十多年间，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所谓“列宁的研究原则”的存在，反倒是普列汉诺夫及其学生的观点长期占据了苏联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主导地位⑦。 列宁对自己以及布尔什维克党在学习、研究、继承马克思哲学遗产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和达到的科学水平并不满意。这可以从以下两个重要事实中得到证明：第一，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大力倡导马克思哲学研究，并于1921年推动成立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动用年轻的苏维埃所稀缺的黄金去购买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著作、书信及其相关著作。这么做的根本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让布尔什维克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研究达到真正科学的水平，从理论上驳斥第二国际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实践的怀疑与攻击，使苏维埃的实践获得真正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第二，在梁赞诺夫的领导下，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文献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在此过程中，列宁从没有对具体研究工作施加任何个人的理论影响，而是保持了令人尊敬的沉默。唯其如此，不过是因为列宁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具有什么需要专门学者务必遵照执行的、科学的“研究原则”。 1924年，列宁逝世。斯大林以列宁思想与路线的继承者的身份成为党的领袖。此时斯大林面临着来自国际、国内两个方面的理论挑战：一方面，第二国际理论家掀起了一轮质疑列宁学说的马克思主义性质和苏维埃实践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高潮，这使得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建设的马克思主义合法性基础受到严峻挑战；另一方面，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不同理解，布尔什维克党内一批老资格的革命家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人对列宁是否是一个理论家以及列宁道路是否具有超越俄国民族性的普适性等问题表明了不同的看法，这使得斯大林的政治领导权的合法性基础受到严峻挑战。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斯大林先后发表《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1926)，高举“列宁主义”旗帜，对“列宁主义”的实质、内容和特点进行了论证和说明。在斯大林看来，一种学说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关键在于它的方法是否能够催生成功的革命实践；因为在列宁领导下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所以“列宁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列宁就是马克思的真正继承人⑧。在当时的论战语境中，这种论证逻辑无疑是睿智的和富有说服力的，因为它一下子就将人们的注意力从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问题引向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这个问题上来，在痛击第二国际实践“软肋”的同时，使论战的天平显著地偏向了“列宁主义”这一边。但斯大林的这种逻辑显然是存在问题的，因为它并不能证明这种在具体的实践中获得一些成功的“列宁主义”的方法一定是马克思主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