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6)01-0037-14 从“诠释”走向“激活” 丰子义 (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1) 在时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逐渐出现了这样两种分化的倾向：一种是“学院化”，趋史避论，“学问凸显，思想淡出”；另一种是“宣传化”，停留于一般的理论宣传和政策性解释，缺少深入的理论探讨。这两种趋向共同导致了研究走向疲软，影响力越来越小。如何走出这种困境？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切实处理好史与论的关系。尽管这是一个老话题，但有重新强调的必要。这里着重只就第一种倾向发表自己的几点看法。 应当承认，论从史出是治学的一般通则。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深藏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离开了文本，离开了思想发展，其基本理论就失去了依据。因此，准确地阐释马哲史是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前提。在这方面，应当合理地看待解释学问题。不容否认，研究总是离不开对哲学史上不同文本的解读，这就必然存在一个解释的问题。任何研究者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借助于独特的视角和方法来解读文本，因而在其理解中必然有其主体性的因素在内。而且，马克思的真实思想和其哲学的真精神也不是现成摆在那里的，而是需要通过理解和阐发才能揭示出来，这也同样不能离开研究者主体性的发挥。就此而言，马克思文本研究确实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进行纯客观的研究。然而，重视解释的主体性并不意味着轻视文本思想的客观性。假如文本中根本不存在“本真意义上的马克思”，而完全是一堆可以任意界定、任意理解的思想材料，那么，这样的文本研究还有何意义？进而言之，假如马克思哲学根本没有什么本真性的、确定性的东西存在，存在的只是我们心目中的马克思，是理解中的马克思，那么坚持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还有什么根据？判断真假马克思还有什么标准？因此，过分夸大解释学的作用，只能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相对主义。必须强调文本研究的严肃性，既要重视解释学的价值与意义，又不能由此走向极端，加以任意解释。不能正确地理解文本和马哲史，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由此说来，包括文本研究在内的马哲史的研究，始终是“论”的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又不能仅仅停留于或限于“史”的研究。尽管后者是前者的前提和基础，但它毕竟不是研究的全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单纯变为文本和马哲史的“诠释学”，无益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更遑论推进其发展。在这里，马哲史研究的目的一定要明确。何为马哲史研究的目的？就其直接的意义而言，当然是要“回到马克思”，正确理解马克思，真正弄清其思想原意与精神实质，但是这并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的目的是要通过“史”的研究推动“论”的发展，以为现实生活服务。“史”的研究只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一个重要环节和手段。在这方面，实际上马克思本人就为我们树立了典范。马克思在其众多著述中十分重视哲学史的考察，但他从没有囿于纯粹“史”的探讨，而是重在“论”的阐发。例如，其博士论文表面上探讨的是哲学史上伊壁鸠鲁自然哲学与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的差别，实际上阐述的是自我意识的哲学和自由的思想，其对哲学史上老问题的研究是为论证自由服务的。又如，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在批判布鲁诺·鲍威尔的过程中，曾经详细考察了西方近代以来唯物主义从培根之后沿着两条路线(由霍布斯开启的自然唯物主义路线和由洛克、孔狄亚克开启的法国唯物主义路线)的发展。这样的考察也并非是发思古之幽情或要澄清什么哲学事实，而完全是为论证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结合以及唯物主义与人的结合服务的。通过这种史的考察，我们何以更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心目中唯物主义的形象，看到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在马克思著作的其他文本中，这种史与论的关系也是显而易见的。 其实，史不光是为论服务的，而且史的理解也离不开论的把握。没有对论的深刻领会，对史的理解必然是浮浅的。例如，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历史著作中的千古绝唱和不朽的传世之作，但如果不理解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哲学思想和理想追求，就很难读懂《史记》，最多停留于历史的表层，惊叹于他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生动形象的文学描述。同样，如果没有对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和基本立场观点的深刻把握，也很难对经典文本和思想发展史作出透彻的理解和合理的评价，因为版本文献的考证整理以及字面上的解读的作用是有限的。强调论的作用，是否意味着对史的研究可以采取一种实用主义的立场呢？绝非如此。史的研究无论如何是一项严谨的工作，来不得半点虚伪与浮躁。服务于某种目的的任意解读，决不是对马哲史的科学态度，毋宁说是一种亵渎。我不是要贬低对马哲史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研究，而是旨在说明研究史的目的与意义，说明论的阐发与发展在史的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从而不至于将马哲史研究变为纯粹的“诠释学”或“考据学”。 既然马哲史研究不能变为呆板、枯燥的“诠释学”，那么究竟如何“激活”它？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强化“论”的点击和冲击，以论带史。推进马哲史研究当然要体现史的特点，遵循史的发展及其内在逻辑，但是研究不能停留于“宏大叙事”和“客观描述”上，应当突出重要理论问题的探讨。通过对一些重要理论问题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使文本中曾被忽视、误解以至被遗忘的思想和观点予以新的重视和开掘；另一方面可以使文本中的许多思想赋有新的当代意义，从而激活文本和马哲史，使其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例如，近年来学术界开始关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东方社会理论、现代性理论、交往理论、价值理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等，这些都是过去马哲史研究很少涉及的，现在通过这些理论的研究，不但弥补了以往马哲史研究的诸多空缺，而且激活了马哲史中原先没有受到重视的许多思想资源，使其成为当代社会重要的理论财富。也正是对这些理论问题的研究，使众多国内外学者不同程度地对马克思的有关思想予以新的重视。尽管他们所持立场不同，进行分析的角度不同，所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但他们都不敢在这些问题上随意否认马克思思想的影响而完全绕过马克思，以至有些学者明确坦言：马克思的思想和方法依然是一条“不可逾越的地平线”。重视论在史中的研究地位与作用，实际上拉近了史与我们的距离，使史成为今天理论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将非常有助于马哲史研究的深化，使之避免停留在重复原著叙述的水平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