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06)01-048-051 “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在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空前凸现的大背景下由绿色运动引发的一种社会思潮，是西方学者在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基础上，把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在全球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的今天，“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成为现代生态哲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话题。 一、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及其主要研究论题 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首先是由美国的威廉·莱斯(William Leiss)在《自然的统治》(1972)和《满足的极限》(1976)等书中初步提出，后由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Ben Agger)在《论幸福和被毁坏的生活》(1975)、《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1978)和法国学者高兹在《生态学即政治》等著作中加以阐述和发展的。美国学者福斯特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事生态问题的研究。1994年，他出版了生态学问题研究的专著《脆弱的行星》，2000年，他的《马克思的生态学》(Marx' s Ecology)一书出版，标志着他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创立。他以生态学的观点重新反思马克思的自然唯物主义理论，以此建构起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生态哲学。另一美国学者詹姆斯·奥康纳的《自然的理由》(1998)一书的出版，标志着他走向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唯物主义的生态哲学。 “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其一是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全球问题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绿色运动，凸显了自然危机和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极限问题，生态危机的出现不仅引起人们对科学技术及其利用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唤醒了人们的“生态意识”，并以实际行动组织起来维护地球生态平衡。其二是后工业社会的崛起以及伴此出现的消费危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仅造成了人类自身的危机，而且还造成了自然的危机。人类要走出这双重的危机，就必须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自然哲学的研究结合起来，重建自然与社会、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关系。“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是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变化了的社会现实而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新的理论表达。他们既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又不满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认识到必须寻找新的社会发展理论。他们从生态危机及由此而引发的“生态革命”中找到与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结合点。 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并非一个统一的学派，不同学者的理论观点有很大区别，且在不断发展。大体说来，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研究主要围绕三个大的论题，其一是关于马克思是否具有生态思想的论题。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中，就包含着生存思想，存在着生态学维度，而另一些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虽然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并不存在着明确的生态思想，但其内在精神是一致的。还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根本不存在生态思想，而其生产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旨趣，同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生态意识根本不相容。因此，需要用生态学知识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创造性的改造、补充与转换[1]。其二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环境与生态危机的实质、根源进行探究。有的学者从技术层面，指出工具主义的技术理性及其指导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这一危机的根源。有的学者从消费方式上着手，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的消费方式，是导致危机的根源。其三是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替代方案的研究，即寻求一种既不同于现今资本主义制度，也不同于现今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三条道路，这一替代方案被称之为生态社会主义。 二、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及其基本主张 1.威廉·莱斯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 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是加拿大约克大学学者威廉·莱斯，他在《自然的控制》(1972年)一书中，明确指出“统治自然”的观念是导致生态危机最深层的根源，“统治自然的观念起了一种意识形态的作用，这种意识形态所设定的目标是把全部自然当作满足人的永不知足的欲望的材料来占有，从而导致生产无限地扩大，最终结果是人的自我毁灭”。莱斯发挥了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马尔库塞的观点，并将之与生态学理论相结合，奠定了“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在《自然的控制》和《满足的极限》这两本著作中，他阐述了他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特别是生态危机理论。《自然的控制》一书着重发挥了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双重统治”——对人的统治以对自然的统治为条件的论点，说明“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2] (P6)他把对自然的控制或统治的根源追溯到古代基督教传统，以及这一传统从古代到现代的发展。他认为对自然控制的加强不是转移或削弱对人的统治，而是加剧对人的统治。这种由对自然的控制到对人的控制是靠科学技术的手段来实现的。人们通过技术操作，即通过技术来控制自然和对自然资源进行分配，而日益对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产生影响。这样，技术便使科学的合理性渗透到社会之中。他进一步指出，当前人类的行为面临的最迫切的挑战，不是征服自然界，而是能够负责任地使用科学和技术手段来提高生活水平及质量，并在此前提和基础之上推进整个人类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和文明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