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6)01-0028-07 资本的运行逻辑：生态危机的社会设置基础 人类无论是想到还是未想到，环境都是不能不重视的问题。但人类从未像今天这样带着几分惆怅甚至深沉的危机感来理性地看待环境问题，可以说，这是人类面对问题环境所发出的吼声。人们时常会有这样一种认识：始于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运动，造成了问题环境，这一问题的出现乃是由于思想家们对自然权利与价值不够重视的结果；今天人们逐渐重视环境是由于环境伦理学家倡导一种生态价值观。事实上，这是一种肤浅的认识，正是由于复杂的社会设置才导致了问题环境的产生，其中，资本的运行逻辑是这种复杂设置中的关键因素。自马克思于1867年发表《资本论》第一卷以来，我们对资本的认识始终不很深刻，资本的魔力并未被完全揭示出来。我以为，资本决不是简单地“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分明是一种复杂的社会设置，是一套社会结构安排。这种设置由三个主要部分构成：作为其动力的需求体系；作为其环境的市场经济；作为其手段的科学技术。 现代需求体系的生成是引发现代化运动的直接动力。人作为非自足的存在物与一切有生命的存在物一样，需要从外界获得必须的物质、能量与信息；但人又与动植物不同。“动物用一套局限的手段和方法来满足它的同样局限的需要。人虽然也受到这种限制，但同时证实他能越出这种限制并证实他的普遍性，借以证实的首先是需要和满足手段的殊多性，其次是具体的需要分解和区分为个别的部分和方面，后者又转而成为特殊化了的，从而更抽象的各种不同需要。”[1] (P205)人靠着理智的作用将同类需要殊多化了，诸如人把衣食住行用等需要分解成各种样式的需要，其实它们不过是同类需要的不同形态而已；人靠着精神的作用将需要分成实体的有边界的现实需要和主观的、虚拟的需要。需要与需要意识或需要感是不同的。人虽与人以外的生命物质一样，只有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换，才能使自己存活下去。这是自然界给有生命物质规定的限制，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都不能超出自然规定给它们的界限。人有居住和穿衣的需要，但人不再吃生食，而要加以烹调，并把食物的自然直接性加以破坏，这些都使人不能再像动物那样随遇而安，并且作为精神附加活动，他也无法随遇而安。这是由于以下两点：其一，人不但处在不足、匮乏、摄取、释放的状态，而且处处感受到这种状态，并把它置于思考之下。感受到了的、且作为表象存在的不足、匮乏和释放的状态就是需要感或需要意识。观念的或表象化的存在一定与存在本身有所不同，“观念的东西不过是移入人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经过移入和改造，不足、匮乏和释放变成了脱离原初状态的观念存在，观念的存在可以在观念的范围内被重新分解和组合。因此，通常说来，需要感或需要意识总比需要本身来得多样化和强烈。而这种结果是靠了人的理智作用。其二，理智使需要的殊多化成为可能。理智的首要功能是确立差别，分别事物并把差别确立下来是理智的特殊功效。对需要来说，理智首先是把需要本身殊多化了，“能理解差别的理智使这些需要殊多化了”[1] (P206)。它把人的需要按照由低到高编排成由物质需要进达精神需要的序列；根据环境的需要和自身的偏好作出最优选择，排出优势需要和次优需要、首要需要和次要需要的序列。其次，理智试图为殊多化的需要找到多样化的满足方式和手段。同一种类型的需要因满足方式和手段不同，体验也就有别。满足需要的手段的多样性与需要的殊多化之间具有对置性的关系，“为特异化了的需要服务的手段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法也细分而繁复起来了，它们本身变成了相对的目的和抽象的需要。”于是，经过理智“特殊处理”了的需要便以表象的方式存在着，需要演变成了具有心理取向的偏好和趣味，急需得到满足的似乎不是需要本身而是具有主观色彩的“主观意见”了。“趣味和用途成为判断的标准，因为需要本身也受其影响。必须得到满足的，终于不再是需要，而是意见了。”[1] (P206)由于存在着可以将需要转变成表象式的“主观意见”这样的机制，“主观意见”便可以超出需要的限制，或集中或分散地存在着。“主观意见”更显心理的、主观的倾向，具有明显的定向机制，我们称之为“欲望”。欲望总是针对某类或某个需要，而不是所有的需要，尽管各种需要在人的身上同时存在着。“需要的殊多化就包含着对情欲的抑制，因为如果人们使用多数东西，那么他们对任何一种可能需要的渴望心理，便不会那么强。这就表明需要本身一般说来不是那么迫切的。”欲望的存在与需要有所不同，它除了包含着某种不足、匮乏、释放的状态体验，更包含着解除这种不足、匮乏和释放之后的体验，即满足感。正是理智和精神的作用，人有将有限需要扩张为无限需要的可能性。可以说，人以何种样式构造社会，社会也就以何种样式塑造人的需要结构及其满足方式。 市场经济为人的需要得以扩张提供着社会环境。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人的需要结构与人们的社会设置具有直接对等性①，“在自然状态中，他只有所谓简单的自然需要，为了满足需要，他仅仅使用自然的偶然性直接提供给他的手段。”[1] (P208)而现代社会产生以来，人的需要结构同生产与交易不具有对等性或直接同一性。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现代社会有完全不同于前现代社会的设置与安排。而就现代社会的原始发生看，它起自于市场的生成与完善。依照布劳代尔的看法，在现代社会中，存在着两个相对独立的世界(市场)：需求世界和供给世界。这是两个轴心，一切生产和交易都要围绕着这两个轴心旋转。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以市场为导向进行资源配置的经济组织方式，正是适应市场的需要而完成的一种社会设置。而能够把这两个世界连接起来的则是商品与货币，商品与货币均是出于交易的目的而发生的，借助商品和货币而完成的交易把需求与供给关联起来，也把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们关联起来。这样一来，商品与货币就变成了资本的两个风火轮，一当资本站在风火轮上飞奔起来，就像一辆被发动起来的战车，无法停歇下来，它把人们带入一个不知疲倦地生产——消费、再生产——再消费的境地。资本的运行逻辑造成了两个后果：其一，它使生产与消费之间具有了足够的间距：空间上的距离、时间上的跨度。只有不是为着自己而是为着他人生产才会使人的需要殊多化，日益精细化的社会分工使需要的殊多化成为可能。其二，商品与货币已不再是可识见的物品，分明成了一种符号。货币不是一般的纸张和图案，而是符号，至于这些符号能够带来什么则取决于人们的偏好和想象力。可以说，货币是现今生活中最为注目的一种物品，在日常意识上，人们用不着去追问货币是什么，而只关心能用货币做什么就够了。就其存在形式说，货币具有二重性，既是物质又是观念。无论何种形式的货币总以一定的物质形式出现，从人类早期的贝类到后来的金银铜再到今天的纸币，货币形式的历史演变，表明人类能够找到易于计算、携带、分割的货币形式，但无论怎样流变都没有改变货币的本质，变化的是形式，不变的是品质。货币的本质就是它的超物质性，它是特殊的商品，以至于其他一切商品都得用它来度量、认可和通约。而货币一旦脱离了一般商品的队伍，就获得了似乎超越一切的幻象。其实，这种幻象并非来自于货币本身，而是来自于商品所具有的可通约性。“商品并不是由于有了货币才可以通约。恰恰相反。因为一切商品作为价值都是物化的人类劳动，它们本身就可以通约，所以它们能共同用一个特殊的商品来计量自己的价值，这样，一个特殊的商品就成为它们共同的价值尺度或货币。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形式。”[2] (P112)但实际上，不同的商品，就其各自不同的使用价值来说是不能比较的，也是不能让渡的。然而人可以找到这样一种东西，把它作为超越个性之上的共性确立下来。产品作为商品进行交换，并能够交换取决于人的一种原初结构：非自足性以及由此决定的类性，亦即交往性和交换性。合作是使每个人能够生存下去并生活得好的唯一途径。通过交往，人类建立起了基于共同生活基础之上的共同感或共通感，从而达到了关于某些事情、某些行为的视界融合；交换是在视界融合基础之上的关于两件物品之共同性的认同，是一种“默契交易”。在实体的意义上，任何物品都是个别和特殊，而人却可以超出个别和特殊之上给出一个共同的普遍的东西，可以说，这种普遍的东西是人给予的，是植根于人的精神性之中的。借助于精神性之上的普遍性，人们找到了由此及彼的桥梁和基础，正是由于这个基础和桥梁，不同的物品才可以通约和让渡。人之愿意交往和交换而又能够交往和交换，才弥补了自身缺陷，使人成为不断扩展着和延展着的存在物。商品和货币都是人类能够找到的扩大交往与交换的手段及方式，它们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物质而已，然而它们在性质上却是基于人类精神性之上的普遍性的对象化形式，是人类精神之外化的产物，它在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在实物的意义上，“作为价值尺度和作为价格标准，货币执行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职能。作为人类劳动的社会化身，它是价值尺度；作为规定的金属重量，它是价格标准。作为价值尺度，它用来使形形色色的商品的价值变为价格，变为想象的金量；作为价格标准，它计量这些金量。”[2] (P116)正是货币的真实性与超越性使得货币的所有者可以想象地集聚它和分割它，并通过想象将自己置身于虚拟享用之中；而且把这种享用同别人加以比较，借以凸现自己的优势，满足炫耀的需要。资本借着商品与货币的魔力把人们的占有、消费和表现欲望推进到了极致境地：炫耀、奢侈、浪费。要满足这些被膨胀起来的欲望，就必须找到能够带来效率的手段，这个手段恰恰是日益发展的科学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