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5)06-0029-07 生态学的人文生态学转向及其限度 环境哲学是人类面对现代化社会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而诉求于人与自然和谐的一种理论自觉，是对近代以来形成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及其行为的反自然性的反思与批判，是试图重返人类美好家园的努力。准确地说，环境哲学(生态哲学)是由生态运动催生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绿色和平运动的理论形态。生态运动是对近代以来愈来愈恶化的环境事实的反抗，地球作为迄今为止人类能够生存的唯一家园，已经难以承受人类日益庞大的需求以及近乎毁灭性的破坏，比如大气污染，全球主要城市都笼罩在烟雾之中；水体污染，许多河流、湖泊、地下水、近海水的水质严重下降，水源短缺超过能源短缺；滥砍滥伐造成森林和植被锐减，全球森林从0.76亿平方公里减少到0.26亿平方公里；土壤侵蚀、荒漠化和沙漠化速度加快；垃圾泛滥，估计全球一年生产垃圾450亿吨；生物灭绝加剧，生物多样性锐减；粮食、能源和其他资源短缺，“世界性饥饿”将威胁人类的生存；酸雨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二氧化碳消减和臭氧层破坏造成地球升温，等等。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西方发达国家的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开始以非暴力形式抗拒造成环境污染的社会设置、公共政策和科技应用。1969年4月22日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尼尔森在全国校园举办有关环境问题讲习会的提议，引发了先后有两千万人参加的“地球日”运动，随后发展为全球性的绿色和平运动，并于1976年发表《相互依赖宣言》，指出：地球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我们当以尊重我们自己一样尊重自然；一如爱我们的生命那样，爱地球上的其他生命。《宣言》提出了三大生态原则：一切生命形式都是相互依赖的；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取决于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所有资源都是有限的，生命系统的生长也是有限的。生态运动是人类面临生态危机所采取的保护运动，是一种具有明确目标的社会运动，其原发动力在于人与环境之间的价值冲突。换言之，只有当人的需求远远大于自然的供给，自然环境由于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而威胁到人类正常生活的时候，环境保护运动才会出现。其实，环境保护运动不一定取决于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全面、深刻、明确的认识，而取决于人们出于生活的考虑而发起的运动。但人类确有必要正确认识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行为，这种对于人与自然之关系的认识的理论形态便是生态学和生态哲学或环境哲学。尽管有人认为生态哲学源于生态学，但笔者以为，生态哲学的发轫和发展并非是由生态学推动的，从本质上看，生态哲学的发生与发展是由人类对自然的不正确活动引发的，当人类面临与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时，才在认识上求助于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生态哲学是这种认识的理论形态。要而言之，生态学更多地是在事实的层面探讨、描述生物有机体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而生态哲学则侧重于事实基础上的价值诉求，指明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责任以及救治环境的可能路径。尽管环境哲学不同于生态学，但生态学毕竟为环境哲学提供着不可多得的事实、范畴和思想，尤其是它在20世纪上半叶的人文转向中更具有建设性意义，尽管这种转向受学科限制而具有一定的限度。 依照一些学者的看法，生态学思想可谓源远流长。从大约两万年前原始人居住的洞穴壁画，到古希腊海波克拉提斯的《空气、水及场地》、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史》，都含有丰富的生态学思想。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最早提出了“生态学”概念：我们可以把生态学理解为关于有机体与周围外部世界的关系的一般学科。外部世界是广义的生存条件。随后，科学家们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动植物之间的关系、动植物与周围自然条件的关系，以及生物进化等问题。20世纪上半叶，生态学开始进入经典发展阶段，出现了丹麦植物学家瓦尔明的《植物生态学》、英国动物学家埃尔顿的《动物生态学》、美国生态学家克莱门茨与谢福德的《生物生态学》等著作。进入20世纪下半叶，生态学的概念和思想被广泛应用到生命科学、非生命科学、人文科学以及日常生活领域，产生了生理、遗传、行为、进化生态学，数学、物理、化学、地理生态学，工业、农业、医学、园林生态学，人类、政治、经济、文化、城市、伦理生态学。值得注意的是生态学的人类学和文化学转向，为生态学向人文生态学转向奠定了基础。1975年，美国生态学家奥德姆出版了《生态学基础》的第二版，在再版中，奥德姆强调了生态学的人类学和文化学性质：现代生态学是“联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纽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主张不能单纯地从生物本身出发研究生态，而且要以人为主体去研究；不仅研究自然生态，还要研究人工生态。他们认为，只有把人和自然界的相互作用的演变作为统一的课题来研究，才算开始找到生态学的真正归宿。其实，关于生态学的人类文化性质，社会学家也有相似的认识。1915年，美国社会学家帕克发表《城市：对于开展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研究的几点意见》一文，主张把人口、社会组织、技术和环境诸因素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研究这些因素及其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人与社会机构所特有结构秩序，这门学科可以称之为“人类生态学”——“研究人和社会机构的结构秩序及其形成机制的科学”。1954年，人类学家斯图尔德又提出了“文化生态学”概念，在他看来，人的生态行为既受到环境变量的影响，更受到社会文化变量的制约，文化生态学就是要研究人类以文化的形式适应环境的过程，考察这种适应性是否引起了环境、社会内部的结构性变迁。而墨菲更是把文化强调到了决定人与环境基本状态的高度：“文化是知识和工具的聚集体，我们以这些知识和工具适应于自然环境；文化是一套规则，凭这些规则我们相互联系；文化是知识、信念、准则的宝库，据此我们力图理解宇宙及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1] (P37)应该说，从社会结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等多重视角解读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其思想和观点可谓极其丰富，且隐含着矫正人类的错误行为、促使人与环境相和谐的动机，但其基本主旨始终是从客观性的立场进行描述，包括人类生态学和文化生态学在内的这些理论，都无法从根本上指明，究竟是何种价值观、何种文化类型和何种社会设置造成了环境的危机，为何是近代以来而不是从更早的时代开始，环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以至于人类追求进步与幸福的美好愿望愈来愈成为幻想。因此，欲要说明这些根源，就必须转变以往人们对环境的看待方式和对待方式，环境哲学便是这种方式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