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的下半叶，从罗尔斯的扛鼎之著《正义论》问世开始，西方学界为回应罗尔斯的理论主张展开了各种争论，涌现了一批有分量的政治哲学著作，形成了各种政治哲学流派，政治哲学从此走出了19世纪中叶以来的衰落局面，呈现出全面复兴的态势。政治哲学在当代全面复兴的原因，除了时代状况的变化外，也与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换密切相关。新的哲学思维方式为政治思维创造了新的思想语境，促进了新的政治理念的产生。这应当是政治哲学在当代复兴的内在原因。 一 当代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主要表现为传统形而上学向后形而上学的转变。自亚里士多德把形而上学定义为一门研究“是者”及其本性的科学后。它便初具了自身的形态。传统形而上学追求万事万物的本源，即追求终极性的存在；强调存在与意识的同一，寻求知识的确定性和绝对性；崇尚理性，相信理性的力量能够给人类带来一切福祉；追求社会生活的至善，追求人生的根基和终极价值。从亚里士多德到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再到近代的笛卡尔和黑格尔，众多哲人都在力图构建形而上学的体系，使传统形而上学体系日臻完善。诚然，在哲学史上，也有一些与此不甚和谐的情形。培根提出归纳试验方法，并用这种本只应用于经验事实的科学方法去解决形而上的问题，抽去了形而上学中的价值性尺度和超验性追求的取向。培根之后的霍布斯、洛克、贝克莱、休谟也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培根的唯科学方法，把经验当作知识的唯一来源。这种经验主义传统发展到孔德、穆勒、斯宾塞等便形成了一股实证主义思潮。实证主义企图用实证的方法代替思辨和抽象，用实证的科学知识取代形而上学。而另一些哲学家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把天赋观念视作知识的基础，也同样把传统形而上学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此外，近代以来，西方社会面貌发生了持续的、剧烈的变化，社会生活日趋复杂，新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传统形而上学不论就其思维方式还是基本理念来说，都在新的社会问题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传统形而上学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落。 自从传统形而上学出现困境，便有些哲学家思索其症结之所在，试图找到摆脱困境的出路。康德首先走出了这一步，后来哈贝马斯等继续探究，逐渐完成了后形而上学的转向。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如詹姆士、皮尔士等从后现代的视角，从建设性的维度表明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态度，把自己的思想融入后形而上学思潮之中。另外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如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则从对现代性的一种批判和否定态度，从终结形而上学的态度表明他们对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论立场。当然，上面所提到的哲学家中有的并不是生活在传统形而上学走向后形而上学的明显转折时期，也有的哲学家的思想并不是可以全部地归入后形而上学转向的范畴。之所以提及他们，主要在于他们的思想含有后形而上学的理论意蕴和思想维度，有一些与后形而上学思潮相契合的地方，为传统形而上学向后形而上学的转向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 后形而上学的转向表现为思维方式和理论旨趣的全面转换。从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的角度来说，后形而上学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之处，主要包括以下一些重要方面：1.强调实践优先于理论；2.要求理性的重建；3.肯定和强调异质存在的合法性；4.提出和强调主体间性的概念以克服传统哲学的主客二分的缺陷；5.重视公共性的探求。可以看出，所谓后形而上学不是反形而上学，即不是对形而上学的否定、拒斥和颠覆，而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一种反思、批判和重构。后形而上学的转向只是弥补传统形而上学的缺失，走出传统形而上学的困境，是在形而上学自身中完成的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超越，可以说是走向一种形而上学的新形态。 二 后形而上学转向在哲学思维方式和理论旨趣上的转换，经过积淀而造成了一种后形而上学的语境。这种思想语境必定会影响到各门学科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政治生活的领域当然也不例外，它甚至比其他领域的反应更加敏感。我们可以从上述后形而上学在思维方式和理论旨趣上变换的几个主要方面，分别地说明它对于人们的政治生活及其政治思维方式的影响。 所谓后形而上学转向首先是一种哲学的实践转向。针对传统形而上学理论至上、热衷于构造理论体系的思维方式，不少哲学家纷纷提出哲学回归生活世界，提出实践活动优先于理论活动的思想。其实，这种实践优先的思想在历史上也有一个萌发、形成的过程。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把知识分为理论的、实践的和制作的三类，理论最优，实践次之，制作即技术居末。他虽然把理论看作优于实践和技术，但是，他把实践从技术和理论活动中区分出来，并把它规定为一种追求善的活动，这就给了后人重要的启示。后来，康德把实践理性置于高于理论理性的位置，就使实践优先的思想得以初步确立，对此后哲学家的思维方式产生了久远的影响。马克思创立的哲学就是一种实践哲学。“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这不仅道出了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实质，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它道出了后形而上学转向的最根本之点。马克思的“改变世界”的哲学把所谓后形而上学转向引向了正确的方向，并将其置于坚实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当代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植根于生活世界的交往理性，也使实践优先于理论的原则得到进一步充实。实践优先原则的确立，是哲学范式的转换。从此，实践活动受到越来越多的哲学家的关注，社会生活世界成为哲学家们理论探索的第一视域。当代政治哲学在后形而上学的实践优先思想的影响下，其思考的关注点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即不再满足于抽象的理论思辨，而致力于考察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传统政治哲学关注的城邦、国家等宏大叙事退居次位，权利、自由、社会公平、民主等有关人的日常生活的话题则不断凸显。哈贝马斯认为，社会一体化资源已由原先的上帝、宗教、神转被货币、权利和团结所替代。作为当代政治生活基本内容的民主，也越来越被视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形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