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6)01-0064-08 19世纪中叶以后，客观性问题的辩争成为恒久不衰的哲学争论之一。这场讨论一方面揭露了传统客观性概念存在的种种误区，另一方面也使人们产生了新的疑问：客观性问题真是一个假问题吗？坚持知识客观性原则、相信真理的客观性真是不必要、也没有意义吗？本文在反思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历史主义)争论的价值和意义的基础上提出，在现代文明的基地上重构客观性观念，是值得人们深思的一个哲学问题。 一、对客观性概念的解构 现代哲学不同学派从各自的理论角度对传统哲学的客观性概念展开了深入的批判性讨论。 在这一解构性活动中，有态度比较激烈的。他们主张彻底抛弃客观性概念，例如尼采。他指出，传统哲学的客观性概念有三个要素：其一是，认为只有完全能够摆脱历史对自己主观的影响的人，才有资格充当历史的描述者；其二是，将主流意识作为评价历史和历史学的惟一尺度，把其他人的不同意见都斥之为主观的看法；其三是要求人们用中立的眼光去看待中立的历史，否认人是历史的参与者。他以极其嘲讽的口吻称这种“客观性概念”是一种“宦官”的心态。[1] (P34-41) 也有态度比较温和的。他们主张在新理念的基础上有条件地承认客观性概念，以避免相对主义。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是一个典型代表。他把当代欧洲人面临的人性危机归咎于近代科学的物理主义、自然主义哲学态度，即教条主义的客观主义态度。[2] (P109)他把客观主义的特征概括为：承认“在经验先给予的自明的世界”的存在；承认所谓的“客观真理”就是对这个世界的自在的东西的把握，就是对一切理性都有效的东西；并且只承认这种概念的合理性，否认“其他理性主义”。[2] (P81)胡塞尔反对以某种理性主义的素朴性为借口而抛弃理性的做法[2] (P18)，认为应当在现象学的基础上，探索“在一切时间并对一切可能的主体都有效”的客观有效性概念。[3] (P27-29)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普特南的评论。他不仅认为近50年美国哲学的发展可以归结为向形而上学复归(即重新关心实在论问题)的历程，而且用自然实在论取代了自己过去坚持的内在实在论。他还指出，传统哲学思考客观性问题的动机和目标是应当肯定的，只是其论证方法存在问题；要立足这一点进一步思考客观性问题。[4] 这样，实在与客观性问题的关联又一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当然，研究态度的这种差异性并没有妨碍各个学派的哲学家对传统客观性概念的深入批判。他们的批评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问题上： 首先，批评传统哲学的“实体(实物)”意义上的“客观实在”概念。在希腊哲学中，“实在(实体)”是指事物在自身的规定性或特性。① 近代哲学受机械力学的影响，将“实在”理解为占有一定时—空位置的实物意义上的存在。这同希腊自然哲学(但非整个希腊哲学)的观念是一脉相承的。这种理解方式使本属哲学范畴的客观性问题变成一个事实问题，即应当由科学来回答的问题。这显然不利于对客观性问题，特别是对人文—社会科学客观性问题实质的理解。 其次，批评传统哲学离开人的存在性讨论客观性问题的做法。近代西方哲学在由本体论转向认识论的过程中，并没有对关于实在的传统理解方式进行过认真的清理。相反，人们受近代科学观念的影响，以机械论的模式展开认识客观性问题的讨论。可以说，在康德哲学以前，认知过程中主体的建构性问题仅仅被看作是一个恢复性的重构过程，即将给定的建筑材料按给定的框架把建筑物搭建起来的过程，因而不是一个创造性的重构过程。这样，被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所关注的“意义”问题，“社会生活的本性”问题便被归结为“现成性(给定性)问题”，而不是“生成性(被给定性)问题”，从而歪曲了人文—社会运动现象的本来面目，也不能揭示人的认识的本性。 第三，批评传统哲学讨论客观性问题的论证方法。罗蒂将传统哲学对“实在”的态度称之为“科迷(the techies)”。这种以精确性、清晰性为内在要求的科学主义态度，追求对“实在”的“终极性”认识。[5] ② 可以看出，现当代批评者认为，传统哲学在论证客观性问题时使用的方法遵循三个原则，即机械性原则、绝对主义原则和惟一性原则。因而其特点在于：将机械力学的精密性原则和线性规律原则无条件地推广到人文—社会问题的研究领域，把真理看作是对事物本性的真正“接近”和永恒把握，并且认为对事物的真实性只能有惟一的一种把握。这样，真理问题、认识的发展问题都被归结为人的认识向某个永恒不变的存在的无限趋近过程。这种观点不仅忽略了事物自身的辩证发展问题，而且忽视了人类自身的生成性问题，同时还抹煞了认识自身的生成性问题。③ 应当说，现当代西方哲学批评传统哲学客观性概念的这些局限性，不仅是合理的，而且这种解构也具有其人类社会生活的真实依据。 首先是19世纪中叶以后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的深入发展，暴露了近代哲学认识论理论框架的缺陷。这种理论框架侧重于分析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的本质、认知活动的运动规律及其可能性问题，而对人的生存、人的社会—文化活动对知识形成的意义问题，对人、特别是个体生命存在的内容和价值问题关注不够。这便导致忽视对认知活动的主体性内涵问题的研究，忽视对人生内容和意义的解读(即理解)的新的可能性问题的研究。而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的中心问题恰恰是人存在的内容和意义。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当代人文主义哲学家都以批评传统哲学的客观性概念及其方法论为开端这一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