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哲学是一种世界观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的“新唯物主义”是一种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对于从事哲学研究的人，特别是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似乎是个一般性的常识。然而，最近几年来的中国哲学界，有一些人，其中也包括某些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却试图对这个所谓的常识性观点发起挑战，倡导哲学应回归到它的本来含义，将爱智慧视作是哲学的本性，“哲学即是智慧之学”，哲学教学的目的应是“转识成智”，即将人们所掌握的知识转化成智慧。尽管在时下的中国哲学界，这还只是部分人的声音，但它具有渐趋增强的趋势。从表面上看，它似乎关涉的只是有关哲学的学理之论争，但它的深层意蕴却是明确无误的，直接或间接指向将哲学视作是具有意识形态性的世界观的看法。那么，哲学究竟是一种世界观，还是一种智慧之学？哲学教学的目的究竟是使受教育者主要树立一种科学的世界观，还是仅仅为了启迪受教育者增强对智慧的热爱与热情，抑或是扩展人们的所谓生存智慧？在时下，直面上述声音，澄清什么是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是无病呻吟，也不是小题大做，而是关乎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阐释与坚持，关乎着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应贯彻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承担什么样的功能与使命。 不可否认，在古希腊文与古拉丁文中，哲学的原始含义是爱智慧。在中国古汉语中，“哲”通常与“智”同义。“哲”，聪明、智慧之意。“哲学”一词从字意上看确有智慧之学的含义。但笔者认为，尽管如此，这并不能成为人们倡导哲学向原始含义复归的根据与理由。首先，语言是发展的，学科也是发展的，语言的发展与学科的演进背离它的原始含义与原生形态不仅是常有的事情，而且几乎是一种规律或趋势。从语言的维度看，无论是在古代希腊社会中，还是在古代中国社会中，所谓的“哲人”并不专指从事哲学研究的哲学家，而是泛指在一切领域中活动的那些具有聪明、智慧，具有某种技能的人，除哲学家之外，也包括自然科学家、工匠、诗人、音乐家，甚至包括政治家。哲人是无所不知的人的代称。哲学作为一个学科，它在经历了长期的历史发展之后所形成的成熟形态与其早期的原生形态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在其原生形态上，哲学与其它学科还处于混沌的没有分化的状态，哲学是一个成员复杂的混居家族，除了后来人们讲的狭义的哲学之外，也包括着其它具体科学在其中，几乎所有的学问都冠以哲学的名称。正如那时的人们将一切聪明、智慧之士称为“哲人”一样，人们也将一切能增识长智的学问称之为哲学。因此，在哲学与其它具体科学有了高度分化与分工之后，再倡导向它的原始含义回归，应该说不是一种进步，而是一种倒退。更为根本的是，它不符合哲学存在与发展的历史真实。一方面，它不符合哲学所指向的研究对象的真实，另一方面，它也不符合哲学所关注的基本问题或最高问题的真实。哲学发展的历史表明，哲学不是纯粹的知识论，也不是单纯地研究获取智慧的技巧，哲学研究所指向的是人与世界的关系。这种人和世界的关系，在远古时代表现为“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9页)，在近代以来则明确地表现为“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同上，第220页)。而人与世界的关系、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无疑应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问题。哲学史上，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决不是两种启迪人们聪明、智慧的不同路径与技巧。 在西方哲学史上，当哲学与科学分化为“形而上”与“形而下”时，哲学的爱智之说也随之渐趋式微，尤其是在西方近代以来，“爱智”与“智慧之学”之说再鲜有被哲学家们所言及，而这并不能视为是哲学的退化与堕落。深刻的原因在于：“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同上，第220页)当哲学基本问题“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之后，哲学也就以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形态清晰地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哲学曾被确认为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应是明确无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曾明确地宣称，他们所创立的“新唯物主义”哲学即“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是一种新世界观。 笔者认为，究竟将哲学定位于一种世界观还是一种智慧之学，不能简单地看作只是一个学理之争。问题的实质与核心在于：如果将哲学视作是“爱智”的“智慧之学”，那么哲学研究与教育的目的自然是增识长智与“转识成智”；而如果将哲学视作是一种世界观与方法论，那么哲学研究与教育的目的自然就是使人们建立一种科学的世界观与掌握一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 二 哲学作为一种世界观的理论形式，它是否仍然属于一种科学，或者说它是否仍然具有科学的属性，这是近年来中国哲学界引起争议的又一问题。 在哲学被视作是科学的科学的阶段，哲学的科学性质是不容置疑的。在过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与哲学词典中，哲学的科学性质也是毫无异议的。正因为人们过去将哲学定格于科学的维度，而科学所诉求的是真理，因此，在我们20世纪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价值论问题是被排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之外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降，随着价值论问题研究的深入与人们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理论体系的反思，价值论开始进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并占据一定的位置。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们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科学观与价值观、科学原则与价值原则的统一上作出了不少的努力，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应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但同时也应指出，在价值论研究的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令人遗憾的偏差与片面性。80年代中期的价值论研究在更多的成分上是西方价值论的一种输入；价值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的出现不是表现为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哲学逻辑系统的内在阐发，而是嫁接的痕迹比较明显，即不是表现为内生的，而更多地表现为外引的。而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哲学界，则出现了一个值得人们关注与忧虑的新走向，即片面强调与放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价值观与价值原则的亮点，自觉不自觉地将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论化。这种将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论化在理论上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否认哲学的科学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