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用“疯狂的全球化”这一比喻来开始这篇文章。在1992年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后，美国得到其他国家、包括加拿大的支持，企图通过“自由市场”规则的延伸达成环境问题上的国际共识。在尝试达成这种共识的第一阶段，达成了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其目标是通过国际间交换信任备份来削减造成温室效应的气体排放。从“里约”到“京都”，全球石油工业和其他跨国企业对人类活动是全球变暖的重要原因这种观点的正确性提出质疑。《京都议定书》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世界各国领导人第一次承认人类工业活动创造了二氧化碳和其他导致温室效应的气体进入大气层，因此，人类工业活动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这种观点在里约热内卢会议之前已经被科学家所证实。《京都议定书》只是稍微作了改进，然而，却使人们接受了全球削减废气排放的标准，尽管这些削减标准能够影响气候变化的快慢、验证其在国际框架内的有效性，但它们并没有阻止全球变暖。正如其产生的实际效果那样，2000年12月的海牙会议并没有认可《京都议定书》的条款。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2001年3月29日决定不把《京都议定书》送到美国议会表决认可。他当时这样解释，《京都议定书》的代价将会削弱美国经济，这明显使海牙会议上的失败雪上加霜。结果是核心层面出现了政治真空，只能靠那些利用枝节末梢的方法应对全球变暖的非政府组织来填补，而缺少能够制定全面政策的核心机构——这总结为一句话，就是“疯狂的全球化”(Gray,2000:9)。 “疯狂的全球化”给我们以强烈印象，资本密集型生产缺少正当的成本评估，无论是社会成本还是环境成本的评估都不完善，在维护所有人更加健康和更好的经济发展机会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立。一些环境批判学者主张，有理由认为，“疯狂的全球化”的前景无论多么危险，也不会比“疯狂的全球化”直接主导的核心管理方式，也就是建立在由超政府组织像世界银行、世贸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导的“自由市场”规则之上的一种“自上而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方法更糟糕。根据他们的观点，这些机构严格地使用“自由市场规则”、导致一些非发达国家像前苏联和南方国家经济运行中出现重复性的灾难。 不管怎么说，本文论题同时提出了“疯狂的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两个范畴，它们为下文将要讨论的“风险社会”和“传统”提供了有意义的话语背景。风险社会既是“自上而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的结果，也是其促使者。“风险社会”威胁着生态圈的完整性，同时也打破了民族国家的政治结构。“生活政治学”是源于对社会进行比较规划的一个概念，它预示着“自下而上”的政治控制方法和公民社会基础上的多边主义的出现。自下而上的多边主义议程具有更多的生态保护特点，权力在国家机构和社会群体之间更加分散，追求社会平等和通过非暴力方式解决冲突(Schechter,1999:1)。迈向自下而上的多边主义的第一步是加强保护生态系统，在发展过程中，通过政策强调已知的生态影响，把它们看得比传统市场指标更加重要或同样重要。多边主义的另一个特征是承认土著民族的文化，以他们自己的文化方式来对抗风险社会在他们自己土地上进行的破坏。 风险社会 风险社会是关于全球化影响的文化理论。根据这一理论的主要学者——乌尔里希·贝克的观点，风险代表着一种没有被19世纪社会学家们所感知的思想和行为。在那个时代，政府和工业界都能够计算、规划风险，并且能够制定具有明确结果的相应措施。这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秩序的前提相对明确。一个世纪后，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情况。风险无所不在、无时不有，已经不能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其进行计算。风险是自发性商品生产的结果，是生产一系列必要物质产品的必然产物。最突出的风险来自核技术或大规模的化学技术，最新的风险来自基因研究。其他方面的风险包括武器出售和不断增加的来自工业生产和汽车排放的二氧化碳气体等。今天，人们无法选择和拒绝风险。以贝克的观点来看，工业生产和政治程序对其影响和危害不闻不问所产生的后果就是人类不得不承担风险。风险不断扩大，因为它们是整个工业过程的自发性副产品而被无限地复制。工业社会制度在其高级阶段，从20世纪下半叶起，所产生的影响不断扩大，超出保险和风险精算学所包含和覆盖的范围。更确切地说，后者面对危险情况下的社会技术体制时变得无效、失去价值并削弱了各种基础性规划（Beck等，1994）。 随着风险的增加，工业社会的理性控制工具——更多的技术、更多的管理、更多的市场机会——不再能够应对形势。工业成功的负面影响已经破坏了社会基础，超出传统社会的控制范围。（注：现代社会的主要体制沉溺于简单生产的扩张，因为他们感到他们能够共享简单生产的成果，这反过来诱使他们共同促进简单生产的经济增长。Schnaiberg and Gould(1994:160ff.)研究了这种案例。）社会、政治、经济风险不断逃脱工业社会中的风险监控机制，威胁远远超出了社会安全意识。风险的无法计算性使监控体制捕捉不到工业社会中的风险转型，而这样的盲目性并不仅仅是偶然事例。商业公司、政策制定者与评论和设计当代社会风险政策的专家们结成松散的联盟，构建了一种迂回的话语体系来推脱他们的责任。然而，当前的危险形势促生了一种新型政治学——“生活政治学”。这个范畴来自于这样的信仰：最小化环境灾害是缓解普遍的不安全感的关键，这种“本体论上的不安全”遍及了当前西方社会。贝克认为，生活政治学显然是许多新社会运动中的一部分，每一种新社会运动都努力介绍对生活本身有意义的新资源。 贝克认为，为了从基础开始重构社会，生活政治学及其表达的意义必须植根于地方观念和公民社会的政治推进。他们的分析不再是简单的学术议论。因为随着风险的增加，非政府组织也在增加，这支持了生活政治学和以多边主义方法改进工业社会理性控制工具的思想。然而，贝克的生活政治分析几乎完全坚持西方社会情形下的观点。贝克对西方工业背景下生活政治的勾画是一种关于“反思现代化”的协议式反映，或者说，生活政治运动如何反思性地导致“现代化削弱现代化”。贝克设想，生活政治是具有高度个性化的特征，这是西方工业社会的典型特征，而不是在全球规模上的重复。他提出，新生活政治将使个人通过社会网络来表现自己，本能地发现和创造与风险社会相对的新的确定性。沿着这些思路，从1999年到如今，欧洲人出现了抗议转基因食品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