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的日本，经济发展迅速，一跃成为世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爆发了严重的产业公害。尤其是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产业公害成了最严重的社会问题，虽然日本政府开始制定法律对公害进行限制，使公害大幅度减少，但是70年代以来出现的汽车废气及城市化带来的公害，80年代后期出现的全球环境问题以及90年代出现的废弃物问题越来越严重。环境破坏的日益加剧迫使日本各界从60年代起就开始研究和讨论环境问题，截至目前，日本各界至少已从以下三个层面作出各自回应：一是从技术层面，寻找治理环境污染的各种恰当有效的环境技术和措施；二是从经济层面，力图从资源配置和产业提升的角度优先实现产业的无公害化；三是从思想层面，反思人类理性的缺失和知性的盲目，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环境与发展、现实追求与终极关怀的关系。在围绕环境问题展开的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活动中，日本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占有重要的地位，学者从关心人的存在、面对现实、批判资本主义、展望未来社会的基本立场出发，从环境经济学、环境社会学、生态学以及环境科学、环境政策等多重视角展开的研究为日本环境思想注入了许多重要的论点，对人们认识当代环境问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环境保护思想和以美国为中心的环境伦理思想 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一般都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与当代环境保护运动具有一致性。但是，在一些生态学者那里，马克思的哲学立场受到指责。他们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本身同其他近代思想一样包含着支配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原因在于他们认为马克思是主张通过实践变革对象，对自然而言，就是主张通过劳动变革自然，变革自然就等同于支配自然，而环境破坏又被看做是在支配自然的观念下发生的。并且，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环境问题，因此，马克思的思想就受到了对环境破坏负有责任的指责。针对这种论点，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其实质是包含了环境保护的观点，人们应从强调变革对象的实践唯物论的立场去考察马克思思想与环境思想的关联。 岩佐茂认为，支配自然的观念是人们随着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并通过实践活动对自然加以变革的过程中出现的。这种观念是把人对自然的局部的暂时的控制，夸大成为完全支配，是膨胀了的观念，因为人类对自然界的完全支配和控制是不可能的。马克思的实践唯物论强调实践，强调变革对象，但就变革自然而言，不是把对自然的劳动当作支配自然，而是从作为控制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视点来探究变革自然的活动，即人类依照自己的目的进行生产的同时，还要考虑产品的使用以及它的废弃给人和自然的正常关系所带来的影响。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论与生态思想在根本上是一致的[1]。岛崎隆认为，马克思的实践唯物论作为强调人的主体性的实践活动是以自然界为大前提的，它决不是仅仅把自然界当作人类利用或改变的材料，相反，人是依赖于外在的自然。这是因为从根本上讲，人是来自自然界的自然存在，外在自然对于人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生命自身。他认为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环境问题也作了大量的论述。他指出，在环境公害问题上，如果外在自然受到污染和破坏，作为被动的人类自然就不得不受到被污染了的外部自然的影响和反作用，于是就必然导致以各种面目出现的来自自然界的报复。因此，作为自然主义的唯物论，马克思的思想本来就带有绿色的一面[2]。 当然，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也承认由于时代的局限，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预见到当今出现的大规模的环境问题。他们特别强调，“环境保护运动给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理论挑战可以深化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发展，特别是如何使生产力的发展和环境保全同时成立的问题，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看做是生产力高度发展产物的马克思主义在与环境保护运动的关系上必须要解决的问题”[3]。 他们在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分析环境问题的同时，特别批判了对以美国为中心的“环境伦理学”主流派的基本观点，如自然的生存权、世间伦理问题以及地球全体主义等观点。认为这些观点没有指明自然破坏、环境破坏的真正原因，并且不适当地把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对立起来，而针对人类的权利而主张自然的生存权的观点又未能把握住环境问题的本质。 二、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辩证的自然观和机械的自然观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类对整个自然界以及人与自然相互关系所形成的一般认识，就是自然观。有什么样的自然观，就有什么样的实践活动。当今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其实质就是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的方式发生了危机。要摆脱这一危机就必须重新审视并确立正确的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方式，因此，形成新的正确的自然观是当今社会的时代课题。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把新的自然观的探讨纳入了自己的研究视野，在反思人类自然观的演变历史中，坚持倡导马克思主义辩证自然观，批判了近代的机械的自然观。 他们认为在自然环境遭到破坏、人与自然的正常关系难以维系的今天，人与自然和谐的观点是需要重新认识的重要观点。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一般都能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强调人的自然本质和自然的人的本质的统一。尾关周二将自然哲学、生命哲学与近现代人论的变迁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他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视野出发，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分为三个阶段，即人类湮没于自然；人类与自然的疏远、隔膜；人与自然共生。他认为，我们不仅要强调人与自然的同质性，也要强调人与自然的异质性，要在人与自然的同质性中承认人与自然的本质性的差异，探讨人类和自然的共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4]。入江重吉则强调要确保生物的多样性以及人与自然长久共生的重要性。岛崎隆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三种面孔，以人为主体、自然为客体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自然的第一种面孔；以人为主体、自然亦为主体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自然的第二种面孔；以人为客体、自然为主体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自然的第三种面孔。“人类为了不让自身退化、灭亡，通过劳动的逻辑（自然的第一种面孔）积极观察自然的第二种面孔，进一步应该以第三种面孔为劳动的大前提”。“有必要把主张自然根源性的自然中心主义和主张劳动变革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统一起来，在这种统一崩溃的地方就要出现公害和环境破坏”[5]。稻生胜特别关注自然的主体性，认为自然的破坏就是自然的主体性被剥夺，也就是割断了自然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即割断生物间联系，破坏自然维持的系统[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