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哲学的价值论转向”，指的是“价值问题在哲学研究中的凸现，以及由此所引起的哲学研究视界的转换”[1]。价值问题的存在虽与人类的存在一样久远，但它被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被纳入哲学的视域内，却是19世纪中叶以来的事。 这一时期，价值哲学产生了，这是哲学事实。自“价值哲学创始人”洛采始，新康德主义弗莱堡学派的代表人物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现象学始祖布伦坦诺、迈农和胡塞尔、实质价值伦理学的创立者舍勒和N·哈特曼全力倾注或极为重视价值哲学的研究，美国的培里、杜威、刘易斯等也都积极建构价值学理论。作为狭义的价值哲学产生了，与此同时，作为广义的价值哲学，即作为一种哲学理念和哲学立场的价值哲学也产生了，其代表人物有尼采、马克思等。吉尔·德勒兹说：“尼采最重要的工作是将意义和价值概念引入了哲学。现代哲学显然在很大的程度上从尼采那里汲取营养。”[2]伽达默尔也说：“尼采的革命激情不仅把价值概念完全移到了中心位置，而且同时使‘价值’完全在‘生命’——更清楚地说——‘强力意志’的基础上相对比。”[3]马克思哲学实际上代表着一种关心人类命运的价值哲学，他的“实践”是人类根据自己的价值理想对现有状态的改造。他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表达的恰恰就是一种价值含义。这表明，19世纪中叶起，哲学凸现了价值论的研究，就宽泛意义而言，“现代哲学本质上不是认识论或知识学，而是价值论或评价学”[5]。 为什么19世纪中叶以来，哲学家的目光会转向人类生活中早已存在但却未曾被纳入哲学研究领域的价值问题呢？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或许是把握价值哲学之灵魂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一时期，哲学面临深度困境。这表现在：在哲学外部，现代经验科学的发展，使哲学面临被扼杀的危险；在哲学内部，相对主义的泛滥，使哲学面临死亡的危险。不仅哲学面临困境，更为重要的是，人的生存发生危机，这不仅表现在外界对人的生存压制，还表现在人对人自身的困惑不解。所有这些问题都促使了哲学的价值论转向。 一、哲学的困境 价值问题的凸现实际上是哲学困境的表达。伽达默尔就已经意识到：“事实上，价值概念是一个不得不历史地自我沉思的哲学困境的表达。”[3](280～281)所以，要追溯哲学的价值论转向的背景，实际上是要追溯哲学走上困境的背景，换言之，是什么原因使哲学走上了困境。伽达默尔敏锐地觉察到，这个哲学困境的背景是“由我们文化的共同因素——即现代经验科学在现代人类生活和意识中所起的那种作用——所构成的。”[3](281)他的意思是说，现代经验科学的发展给哲学和人的生活带来极大的挑战和威胁。 的确，现代经验科学极大地改变了现代人类的生活和意识，改变了人们的哲学兴趣。胡塞尔认为，“18世纪堪称一个哲学的世纪”[6]；而文德尔班则惊呼：“19世纪决不是一个哲学的世纪……用黑格尔的话说，这个时代的世界精神忙于尘世的具体事务，面向外界，而不面向内心世界，不向自身，不在自己独特的家园里自我享受。”[7]19世纪的哲学面向外界都做了些什么呢？他直言不讳地说：“19世纪哲学在原则上可能取得的真正的进步是多么少啊！19世纪哲学更多的是在自身的周围和边缘进行多方面的紧张的工作，并调整同特殊科学的关系；而它自身和中心任务的进展却陷入了泥坑，停滞不前。”[7](911)哲学自身任务停滞不前的原因无疑是“形而上学的精力消耗殆尽和经验兴趣的蓬勃高涨”[7](911)。胡塞尔则将其根源表述为：“形而上学的一再失败和实证科学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获得巨大成功所形成的鲜明对照。”[6](11) 可以这样说，那个时期，实证主义大行其道，以致形而上学成为可疑，经验科学成为权威。哲学家们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他们以不同的断言来揭示这种状况：“经验科学的权威迫使哲学接受同化”[8]；“哲学自身变得成问题了”[6](12)；“可以说实证主义在扼杀哲学”[6](10)。实证主义大行其道产生了这样几种后果： 一是哲学将面临失去自己研究对象的危险。哲学的研究对象不断地被分化出去。在古希腊，哲学的研究对象可以说包罗万象，可到了19世纪末，人类知识体系已经分门别类，许多曾寓于哲学之中的学科纷纷自立门户。文德尔班曾这样描述当时哲学所面临的困境：哲学已落到了莎士比亚悲剧里所写的古代不列颠李尔王的地步，他把自己的王国和财产全部分给了他的三个女儿，只给自己留下一个乞丐用的讨饭袋，最后在风雨之夜里被长女和次女逼到荒郊，在悲痛疯癫中死去。原来无所不包的哲学现在一无所有，现实中的领域没有一个是专门属于哲学的。哲学的出路何在？哈贝马斯说：“在哲学和科学之间进行抉择，结果便出现了一种分工，以确保哲学拥有自己的方法和对象领域。”[8](36)文德尔班认为，他既不赞成“无哲学可言，有的只是哲学史”，也不赞成退回到心理学等“特殊科学的狭窄的框子之内”[9]。那么哲学能做什么呢？正是这种困惑和寻求导致了价值问题的凸现。 二是价值和意义问题脱落，排斥探问“整个人生有无意义”的问题[6](6)。实证科学只研究事实，而对于价值和意义或者忽略不见，或者根本就不去过问，人们在享受着经验科学所带来的物质繁荣的同时，却遭受着意义空虚的焦虑。由此便出现了“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6](5～6)。伽达默尔准确地描述了这种状况，他说：“运用方法论的、建构的和实证的原则使对象世界通过人的计划和劳动展示其可生产性和可变性，这对于规范的观点来说，显得完全难以理解和接近。引导和支配我们的认识与能力的诸主导性价值和目的，本身就不是现代科学所能确定和说明的。”[3](281)人生到底有没有意义和价值，有什么样的意义和价值，现代实证科学无法为我们确定和说明。而人不仅只是物化的动物，他还有精神的维度，需要价值和意义为支撑以安身立命。正是对这种困境的思考，价值哲学呼之欲出。闵斯特伯格充满激情地说道：“我们的时代需要有一种全新的哲学，仅仅堆积事实，已经不能再使我们满足了；这个世界已经厌倦了毫不追问其意义，而仅是从发现到发现的凯旋般前进的架势。在这种全新的、赋予生活和现实以意义的哲学中，价值问题一定是这一探究的中心。‘什么是有价值的’这一问题的意义，必将决定我们对世界的看法。”[10]况且，作为实证科学，它也不会是无关乎人生的痛痒，如果没有一种价值和意义作为引导，经验科学将会走向何方呢？它从哪里获得勇气呢？正如尼采所说：“科学首先需要一种价值理想，一种创造价值的强力，而且借助于它们，科学才能获得自信——科学本身决不会创造价值。”[11]质言之，实证科学越发展，就越需要一门研究价值问题的学科作为引导，因而，哲学的价值论转向成了必然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