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马克思作为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西方的现代性面前，是坚定的批判者。现代性问题（诸如理性、主体性、主客二分等）说到底是人的问题，即近现代社会的人的思维方式问题，所以考察马克思哲学对现代性的批判，有必要把它放在整个马克思的人的理论视野下。因为按照这个理论，人的现代性只是人类在扬弃了前现代社会的传统人之后，走向未来的“完整的人”的一个中介点。在这个中介点上，人的异化，或者说，异化的人为未来的人的理想之实现准备着物质技术基础和精神文明的条件，同时这种异化也给人本身带来苦难。为了完整地表述人的现代性在马克思学说的人的发展理论中的地位，这里先对马克思的人的理论做一个概括性的描述。 1.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看，他的人的理论早于唯物史观。因此不可以笼统地把二者等同起来。唯物史观形成之前的早期马克思的人的理论（主要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尽管有很多精彩的思想，但远不如成熟时期。后者最有特色的地方在于：唯物史观把马克思的人的理论提升到以往任何思想家在人的研究上都未曾达到过的水平。这表现在：局限于“物质本体论”的旧唯物主义者由于不懂得实践，所以“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这些哲学家只能在自然领域成为唯物主义者，而不能在社会历史领域也这样做。因为离开了现实的人的主体活动，就没有真实的社会。与之相反，唯心主义者把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极致，但是他们同样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实践）本身，所以他们只是抽象地发展了人的主体性，同样不懂得现实的人——人在他们那里只是精神性的。 马克思借助于实践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推广到社会历史领域形成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而在整个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中，历史的科学认识与价值取向融为一体，其核心问题则是人。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成熟时期的人的科学理论与唯物史观是不可分割的。“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恩格斯）就是对这个历史观的总体界定。 2.可以从社会一历史和人的维度去展开对唯物史观的研究。如果就人的维度来看，唯物史观把人类作为历史主体，它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放在整个体系的首位。由此又引发出群体（阶级、民族等等）的存在与个体的历史命运，等等。 有一种“唯物史观”理论反对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其根据就是对“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教条理解，认为现实的人就是划分为阶级的个人，拒绝谈论“类”的观点。不错，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抽象的“类本质”的观点在成熟时期已经被马克思扬弃了。但是，马克思在晚年仍然大谈人类（不是早期的抽象类本质）的生存和发展。他认为，蒙昧时代的人类由于生产力的极端低下，只能勉强维持自己的生存。等到生产力能够提供若干剩余生产物时，人类就必然以牺牲个体为代价来加速发展自己的才能。其方式就是采取强制的旧式（脑体）分工和建立在它的基础上的阶级划分。在客观上，对于物质劳动者个体来说，这种划分是个体为人类的才能的发展而做出的牺牲。因此迄今为止的整个人类历史都呈现出类与个体的对抗之特点。正是在这种对抗中，蕴藏着阶级存在的历史理由。离开了类与个体的矛盾发展，阶级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就得不到解释。阶级的历史哲学理解也只有从上述类与个体的矛盾发展中来界定。在上述意义上，类范畴在唯物史观体系中的地位无疑高于阶级范畴。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理论上，后者都是从前者的发展中产生出来的。 3.类的繁衍和发展要以大量个体牺牲为代价——这是一个支配一切生物（包括人）的自然规律。由此产生的物种内部的类与个体的对抗，对自然界其他生物来说是永恒的。人类却可以例外。按照马克思的未来共产主义设想，人类有可能消灭类与个体的对抗。其途径就是通过消灭自发分工和阶级，直至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实现共产主义的“自由人联合体”。那时候，类与个体之间还会有矛盾，但不会有今天那种阶级对抗的性质。因为共产主义意味着类的才能的发展无须再以大量个体（甚至整个劳动阶级）的苦难为代价了。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未来的制度安排看作是真正人类历史的开始。所以他把在此之前的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都只看作是人类社会的“前史”。 4.共产主义既是人类的解放，也是每个个体的解放。不过，在新制度安排实现之前，优先得到相对全面发展的只能是类，类得到全面发展的优先性，根源于强制性分工。从时空关系上看，这种分工的实质无非是：把物质劳动者个人的剩余劳动时间转换为人类整体的发展空间。由于有了这种时空转换，人类在进入阶级社会时才会有国家机器、劳动管理、军事艺术等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一系列成果。这时候，时间是人类的发展空间，却不是每一个个体的发展空间。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类的全面发展是通过每个历史时代那些代表新兴生产力的阶级来实现的。马克思把他们叫做“特殊的个体”。他说：“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其所以会如此，是因为种族的利益同特殊个体的利益相一致，这些特殊个体的力量，他们的优越性，也就在这里。”[1](P125)这里所说的“特殊个体”就是：新兴奴隶主、新兴的封建主和新兴的资产阶级……。 以大量个体牺牲为条件的人类整体发展的全面性，对大多数劳动者来说始终是不公正的（尽管它是合历史规律性的）。消除这种不公正的根本条件，是在变革生产关系的前提下，通过高科技（例如今天的智能机器生产力）把每个人的工作时间极大缩短，大大增加人的自由时间（自由时间是每个个体全面发展自己的前提条件），从而使“时间是人的发展空间”的道理也能够适用在每个社会成员身上——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5.类与个体的矛盾关系到人类个体的个性发展。人类的发展成果积淀在每个历史时代的个体身上。人类的历史其实是个体和个性发展的历史。每个时代类的发展程度只有通过该时代一般个体的素质、发展状况和水平来把握。马克思的晚年著作为我们对个体与个性研究提供指导和启发。从他的三大社会形态的理论概括中，我们可以看到，越是在人类社会早期，个体的发展水平越低（个体的无个性和对群的绝对依赖），人们的社会关系的特点表现为“群体本位”。到了近现代工业社会，个体的发展水平加速提升，“群体本位”便让位于“个体本位”。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则是消除了类与个体对抗的“类本位”。未来的类本位社会真正实现了“一切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所以它是以“每一个个体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前提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以“自由个性”标志未来人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