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强调。马克思说过：“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相反地，我们应当尽量帮助教条主义者认清他们自己的原理的意义。”[1] (P416)历史是不能靠公式来创造的。[2] (P163)在致保·恩斯特的信中，恩格斯写到：“至于谈到您用唯物主义方法处理问题的尝试，那么，首先我必须说明：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3] (P688)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恩格斯批评说：“对德国的许多青年著作家来说，‘唯物主义的’这个词大体上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许许多多年轻的德国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被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呢！)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3] (P691-692) 在反对用教条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方面，列宁的态度一向是明确的。1910年12月23日，列宁把恩格斯在谈到他自己和他那位赫赫有名的朋友时说过的“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称作“经典式的定义”，认为它“鲜明有力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往往被人忽视的那一方面。而忽视那一方面，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抽掉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会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即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就会破坏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的一定实际任务，即可能随着每一次新的历史转变而改变的一定实际任务之间的联系”。[4] (P278)1917年4月，列宁再度强调：“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5] (P26-27)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列宁正是这样做的，因此才有后来十月革命的胜利。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理解、运用和发挥，业已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史上的经典故事。后来斯大林垄断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把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模式视作惟一的、本真的马克思主义，这样，就在相当程度上收缩了马克思主义的语义空间。尽管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始终在发展之中，但是它剥夺了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自由思考。 几乎和列宁同时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对于如何理解马克思的理论也存在着争论。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从它遭受皇权国家禁止的时期(1878—1890)起接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该学说是它的社会主义观和纲领的基础。国家对党的镇压促成了它在思想上的激进化，但党的原则的内容和政治实践并未因此发生实质上的变化。依据德国社会民主党当时的看法，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关于社会主义的道路和目标存在两种观点：一是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一是逐步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情况导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其自我理解方面产生重大的含糊不清和矛盾之处。这一冲突最终也使民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种如此对立的社会主义观点能同等地并且都有某种权利援引马克思主义的遗产作为自己的论据。[6] (P39-40)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占优势地位的理论是用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的理论，党的日常实践却是以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可能性为内容。由此，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实践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下日益脱节。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 伯恩施坦本来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居领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1896年起，他把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修正主义思想综合起来，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提出，企图全面替代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正式理解，由此引发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达到高潮，而且在社会民主党内一直持续到《歌德斯堡纲领》时期。依据伯恩施坦的意见，资本主义发展到19世纪末，社会结构没有表现出日益简单化的趋势，而是愈来愈复杂了；社会地位和利益的分化不是减少了，而是大大增加了；由于国家调节经济的手段大大改进，经济危机没有加剧；工人状况没有日益贫困化，而是明显改善了。从这些“事实”出发，伯恩施坦勾画出关于社会主义道路和目标的新的轮廓。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开始几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引起大多数人的愤怒和拒绝，但社会民主党的、尤其是社会主义工会运动的实践却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以修正主义为指导。而且，作为民主社会主义在理论和纲领上的自我理解，修正主义通过由德国历史中的实际经验决定的若干发展阶段逐渐得到了承认。随着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歌德斯堡纲领》的通过，修正主义的主要成分已成为现代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7] (P347) 全面地评价伯恩施坦不是本文的任务。不过，从今天的境况来看，简单地指责伯恩施坦的思想生来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是不公正的。这种指责隐含着一种暗示，即通向社会主义只能有一条道路，从而只能有一种“正确的”理论模式。[8] (P115)伯恩施坦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是经济决定论，纯粹的经济原因只是创造接受某些思想的素质，但是这些思想的素质怎样兴起和传播以及采取什么形式，取决于一系列影响的协同作用。那么，伯恩施坦有没有问题？有。他不懂辩证法。他回到康德经验科学的自由价值概念，拒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价值观。他在1899年发表了《进化论的社会主义》，人们普遍认为，其在哲学上是薄弱的，而在关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过时性的论证上比较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