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汤普森是当代英国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他在史学研究领域的杰出成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解读。他从反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线性因果模式入手，坚持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辩证交流，强调社会历史主体——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由此形成了对人类历史的社会和文化分析模式，这是他在史学研究实践中试图从总体上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所做的有益探索，也是他对唯物史观所作的重大贡献，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一 汤普森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解读缘于他痛恨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教条主义的危害。早在第二国际后期，考茨基就片面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从经济事实出发考察历史和社会的原理曲解成带有宿命论色彩的经济决定论，片面强调经济的必然性，把历史规律理解为某种凌驾于人和阶级之上的力量，使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庸俗化。普列汉诺夫则进一步把历史唯物主义描绘成一个简单化的机械图式，“如果我们想简短地说明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现在很有名的‘基础’和同样有名的‘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见解，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下面一些东西：(一)生产力的状况；(二)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四)一部分由经济直接所决定的，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的人的心理；(五)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这个公式是十分广泛的，对于历史发展的一切‘形式’足够给一个相当的位置，……这个一元论的公式彻头彻尾贯穿着唯物主义。”[1] (P195-196)普列汉诺夫的“一元论的公式”后来又被斯大林继承并加以发展。斯大林抛开历史运动主体——人的能动的实践活动，概括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线性因果决定论，并上升为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在此基础上形成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依次递进的法则。随着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风气的弥漫，斯大林式的“经济决定论”被各国共产党奉为宣教的“圣经”。“教条主义”严重损害了各国共产党的肌体，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达到极至。汤普森对此深恶痛绝，指出在“经济决定论”的影响下，“‘生产方式’为一种决定性力量反复出现在历史过程中，‘阶级’作为生产方式的结构，或作为它决定的结果，‘决定论’本身就是一种封闭或强制。”[2] (P163-164)他反对把历史唯物主义等同于“经济决定论”，因为“决定论”的根本弱点是排斥了人——这个人类文化的代表。在他看来“历史唯物主义已经在1848年得到阐述”，而在“此后的四十多年中，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没有发展”，在这方面“恩格斯比马克思做得更多，但直到恩格斯晚年才发现仅仅做到了很少的一部分”[2] (P162-163)。但是，“如果恩格斯的告诫被充分重视的话，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可能会有所不同”[2] (P69)。 汤普森从反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决定论模式入手解读唯物史观，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是为了分析目的而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模式来解释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辨证关系的，“实际上，这种基础和上层建筑是不存在的；它是一种比喻的说法，使我们理解存在的是什么——人的行动、经验、思想和人的再行动。自从斯大林将它作为一个机械的模式，而不是作为在社会中变化着的人们的一种比喻，它变成了一个坏的和危险的模式。”[3] (P113)后来他又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是一种机械的隐喻，在作任何研究之前，它就摧毁了对于以各种社会活动相互联系的人的微妙进程进行理解的可能性[2] (P330-331)。“即使‘基础’不是一个坏的比喻说法，无论如何它也不只是经济的，而是包括人——一种特定的不知不觉进入生产过程的人的关系”[2] (P294)。其实汤普森主要还是反对教条主义者对这一模式简单化、庸俗化的理解，他说：“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类推基本上是不完全的。把人类的活动和属性进行分类，把一些(如法律、艺术、宗教、道德)归于上层建筑，把另一些(如技术、经济、实用科学)放在经济基础，而将另一些(如语言、工作纪律)在两者之间游动，这势必陷入简化论和粗俗的经济决定论中去。”[4] (P202)因此要抛弃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种线性因果的僵化模式，重新理解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他指出从一种更全面的系统和更全面的社会生活领域来共同表达生产关系的特性，要比任何单纯强调经济是第一性的概念更好一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有机体内的相互作用关系，是统一的共时性的认识体系。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抛弃经济在当代的狭义用法并转向生产方式全部意义上来”[4] (P204)。汤普森认为“经济”这个词是比较迟才演化出来的，在18世纪的英国经济仍被用来指规定和调整家庭事务，和我们今天所指的那些物质和财政事务没有关系。或许“‘经济’的解释范畴适合于工业化社会，但不太适于了解早期的社会，当然这不是说在前工业和前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经济史，而是提醒我们那时活着的人的希望和动机不能用时代不同的经济术语来理解，同样的问题在资本主义本身也以比较敏感的形式多次出现”[4] (P203)。所以，“‘经济基础’不仅是对人们的物质——经济活动的想象性描述，而且还包括他们的道德和智力存在。”[3] (P131)也就是说经济基础不仅有其物质性和技术性的内容，还有社会关系和人的关系。他主张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生产方式”的概念，“生产方式是马克思进行分析的中心论题。它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男女生来就有的生产关系(这也是控制和服从的关系)。在现代社会中，生产关系表现为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有时是均衡)。”[4] (P204)而阶级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是指人们超越时间所结成的相互关系，是指他们意识到他们的相互关系(分离、联合)，并用阶级的方式进行斗争、结成组织和传播价值。阶级关系的形成不仅是利益一致的产物，而且结成阶级关系的人们还必须是意识到这种一致利益并为之展开斗争。可见汤普森所谓生产方式的“全部意义”包涵了与生俱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现代社会中就是阶级内部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在此前提下阐明阶级关系就不仅要从经济的角度，还要关照社会意识的角度，“阶级是经济的，同时也是‘文化’的结构：要在理论上强调一个方面对另一个方面具有优先的地位是不可能的。”[4] (P204)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马克思是与经济还原主义相对立的。应该注意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对历史发展的某个特定时期的社会进行分析必须从对于这个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分析着手，也就是必须从下列诸点出发：(a)‘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马克思语)的技术形式和经济形式，即人适应自然并通过劳动改造自然的方式；(b)劳动赖以得到转换、分配和收益的社会结构。”[5] (P20)汤普森和霍布斯鲍姆对“生产方式”的解读依然没有超出马克思的概念体系。柯亨认为从马克思使用“生产方式”所处的语境可以辨别出它的三种涵义：(1)物质形式，指人们用他们的生产力工作的方式，与“技术”一词近似；(2)社会方式，指生产过程的社会性质，包括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即生产的目的、生产者剩余劳动的形式及剥削方式。(3)混合方式，广义上使用的“生产方式”，指生产进行方式的物质的和社会的性质，即它的“整个的技术和社会的结构”[6] (P84—89)。而马克思在谈论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终极性决定因素时往往几类概念交替使用。第一类是经济范畴，如经济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等；第二类是更宽泛的概念，如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第三类是高度概括的概念，如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社会存在、物质实践。显然，第三类概念就不能理解为狭义的“经济”概念，比如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就不只是物质生产问题，还有人自身的生产，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概念所能涵盖[7]。相比之下，汤普森更强调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汤普森的历史研究实践表明，他反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决定论模式主要是反对对“经济”概念的狭义理解和对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之教条化理解。他说，他仍然坚持经济的最终决定作用，坚持“历史的发展要受物质因素的限定，尽管这些限定并不是绝对的，人的媒介会起作用，这种作用时大时小。”[8] (P110)他强调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这是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辨证理解，不过他主张文化传统有其独立性和继承性，强调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他从社会历史总体的角度强调经济和文化的统一，恰如其言，“在某种细致的变动中，社会和文化现象并不是远远地追随于经济后面，追根溯源，它们沉浸在同样的联系中”[2] (P294)，它们对社会历史发展同样起重要作用，他对英国工人阶级形成和18世纪英国下层民众行为文化的研究表明，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是如何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应该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并不是一个会自动运行的规律，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由人构成的社会运动的结果，人在其中起主要作用，而人又是继承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人。汤普森的文化史研究成功地诠释了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