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长福教授发表于《哲学研究》2004年第6期的论文《求解“柯尔施问题”——论马克思学说跟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因其重新提出了马克思的哲学观问题而值得关注。马克思所理解的哲学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哲学？这一问题至关重要。但是由于马克思本人在其漫长思想历程中对该问题所作的论述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更由于马克思哲学文本本身至为复杂的综合形态，尤其是由于后来者在解读马克思哲学观时总是基于非常不同的叙事框架和问题背景，所以至少就国内哲学界来说，马克思的哲学观问题是一个始终没有解决的疑难问题。本文想以回应长福论文为契机，就该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长福论文在大量文本研究的基础上正确指出：哲学和科学、或者说“哲学”的精神和“科学”的精神在马克思的全部学说中一直存在着“紧张关系”和“巨大的张力”；他得出的基本看法是：“在马克思形成自己学说的过程中，他对自己学说的性质及其跟哲学和科学的关系有过一个较为明晰的看法：哲学是一种抽象的思辨的学问，科学才是真正的知识；哲学随着黑格尔哲学的瓦解而终结了，他所创立的学说是科学而不是哲学。”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理解马克思所意指所理解的哲学和科学。通观长福论文，他是将马克思术语中哲学与科学的对立界定为“思辨”与“实证”的对立，并以此为基础坚持断言(和论证了)在马克思学说的纵向发展中有一个从哲学到科学的过程，在其横向结构中有一个显性科学和隐性哲学的关联。比如长福认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明显地将哲学与科学、思辨(Speculative)与实证(Positive)对置起来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思辨的哲学”将由“实证的科学”所代替，“由此出发，至少在马克思自己看来，他就告别了整个德国哲学，亦即德国的各种用抽象思辨方式构造的思想体系，而开始了他的以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为主要领域的经验实证科学的研究”。马克思学说中哲学与科学的对立，如果仅仅作为思辨与实证的对立，那就仅仅是知识类型的差异而已，如长福自己所分析，这是一种知识观的变迁，即从“哲学-知识”观到“科学-知识”观的变迁；这样一来，马克思对旧哲学的批判(在许多场合，这一批判以“科学”的名义进行)就被限定在知识的范围内，而知识与现实、理论与实践这一马克思哲学观的关键问题却付诸阙如了。长福显然是按照西方主流学院文化的尺度来理解马克思学说中所发生的深刻变革，并相信那才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知识观的变迁”：“马克思在哲学和科学的关系问题上的看法，反映了西方知识观在近代所发生的重大转型——旧的知识标准动摇了而新的知识标准尚未建立起来，他的学说的特色和问题也都与此缠绕在一起。” 我认为真正重要的问题是马克思关于哲学使命的新理解而不是什么知识观。学界普遍相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1条(即著名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改造世界”)表达了马克思在此问题上的根本观点，这不是偶然的。可以说，在马克思关于哲学的根本性变革的规划中，他真正关心的决不是思辨的哲学知识与实证的科学知识之间这种知识类型的对立，而是哲学理论的抽象思辨旨趣与干预现实旨趣的对立；由此马克思要求实现的变革不是从思辨的知识转向实证的知识，而是要放弃旧哲学的抽象思辨而转向对现实的理论干预。由此观之，我们看到马克思一生在哲学观上的观点是一以贯之的：让哲学从仅仅停留于“解释世界”的旧式学院哲学，变成以“改变世界”为目的的全新革命理论，这里并没有发生长福所说的从哲学到科学的“三阶段演变”。为了证明这一看法，我想跟随长福进入马克思的文本并重新作一次解读。在此过程中，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是：(1)马克思对哲学的看法；(2)马克思对科学的看法。 一、关于马克思对哲学的看法 《〈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是马克思对其哲学观进行表述的最早的文本之一，长福以此文中“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著名说法为根据，认为马克思此文“对哲学给予了高度颂扬”，并证明此时的马克思尚处于“哲学-知识”观阶段，“对哲学一直是信任的，相信哲学能够提供真理和知识”。长福的这个解读至少是片面的，因为他把马克思的这个特定提法解读成对哲学的一般性赞美，而没有看到这些赞辞并不适用于当时德国的旧哲学，而主要是表达了马克思对一种新哲学的理解和憧憬。在文中，马克思这样评论旧哲学：“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喜欢安静的自我审视；……它在自身内部进行的隐秘活动在普通人看来是一种超出常规的、不切实际的行为。”[1] (P219)马克思显然并不认可这种旧哲学，他所认可的哲学应“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1] (P219-220)。在这种语境中说出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并不是对哲学的抽象赞美，而是马克思对一种新哲学的展望，这种新哲学的特征便是与时代和现实的直接相关性：“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 (P220)马克思认为这种相关性是“历史必然要提出的证明哲学真理性的证据”[1] (P221)。很显然在当时，这种与现有哲学完全异趣的新哲学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一种设想，但它却已是马克思新哲学观的一种相当明确的表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