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哲学为什么是以方法论为主要形态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给人们提供的是“从实践观点出发的思维方式”即“实践思维”，这是本文要着重探讨的问题。
一
当代哲学之所以以方法论为主要形态，这首先是由哲学自身发展的状况造成的。在与宗教神话对立意义上萌发形成的古代哲学，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以“知识总汇”的面目出现的。当时产生的各个学科、各类知识，只要是借助于观察和思考形成的，都属于“智慧”即哲学的范围。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研究自然现象的光学、声学、物学，还是研究社会现象的政治学、伦理学、法学，还是研究思维现象的逻辑学、修辞学，研究生理现象的医学等都在与藉幻想和猜测形成的、与神话对立的意义上届于哲学，各门具体科学研究范围的总和也就是哲学的研究范围，各门科学总和达到的知识水平也就是哲学达到的水平，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因此，从理论性质上看哲学和部门科学之间不存在什么根本的区别，盖属于实证科学之列。
但是，在进一步的发展中，部门科学已不再满足于有些情况下因观察手段的不足而不得不借助于哲学思辨以弥补自身的状况。先是数学、自然科学，再是社会科学各部门逐渐由低级到高级、由粗略到精细日臻成熟，从哲学这一“母体”科学中纷纷独立出来，使得作为“知识总汇”的哲学日趋解体。但此时的哲学虽然不再是包罗万象的诸多科学之母，却依然是君临一切部门科学之上的“科学之王”。原因在于它的抽象层次最高，普遍性最广。可是好景不长，“科学之王”的宝座也摇摇欲坠，众多实证科学的长足发展不仅不再臣服于哲学，而且大有取而代之或“反叛”之意。康德在谈及这一点时曾形象地描述道：“有一个时期形而上学曾经号称一切科学的女王。如果我们拿愿望当作事实的话，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既然特别重要，这个光荣称号它也确实当之无愧。但是，时代变了，风尚变了，现在对它只有无情的轻蔑，这位年迈的贵夫人备受谴责，惨遭遗弃，只得象海姑巴一样自怨自艾地叹道：‘不久前，还是强中之强，有那么多儿女媳婿，威重四方——如今啊，被逐出乡邦，孤零零好不凄凉’。”[1] (P238)文中的形而上学即哲学，为什么它能由“科学之母”转而成为“科学女王”，原因在于“它是统究万类的普遍性学术”，而部门科学则是“各研究某些特殊事物”[2] (P120)。这表明正是由于作为“智慧”总和的哲学转而成为“最高智慧”的哲学，研究对象发生了变化，其理论性质也就随之发生了变化。即使如此，仍然不能适应学科分化的要求，这就发生了康德所说的，即使作为“科学女王”的地位也岌岌可危、朝不保夕，受到日渐增多的实证科学部门的蔑视了。从科学发展角度来看，这无疑是一种进步的表现，它说明人们不再满足于笼统、空泛、粗略地认识周围世界，而是要求精深、准确地认识世界了。具体科学部门之所以能迅速发展，原因正是为了满足人们实践日渐拓展、深化的要求。恩格斯在谈到这一点时曾明确指出：“现在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再是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种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3] (P48)
为什么哲学越来越受到“轻蔑”，甚或“惨遭遗弃”呢？这是因为如果说作为“知识总汇”的哲学能够在科学没有分化之前，在与神话幻想对立的意义上为人们提供一幅比较合于理性、合于人们直观经验的“关于世界的总图景”的话，作为“科学女王”的哲学能够在科学虽已分化，但分化尚不充分，尚不深入之前常常借助思辨和猜测以弥补具体科学由于分散、孤立观察之不足因而具有一定价值和理由的话，那么，经过中世纪，特别是15—17世纪的长足发展，各种科学部门逐渐成熟，哲学再越俎代庖地企求解决实证科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显然是力不从心、捉襟见肘了。此时此地，它所力求解决的每一个实证性问题都不可能像部门科学解决得那么完美和精确。因为后者是直接建立在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上，并各具独特工具和手段，而前者除了跟在实证科学后面，借用实证科学的既有成果，并没有自己独特的、远远优于实证科学的观察、实验工具或手段。时过境迁，显然哲学此时再想作为“科学母亲”或“科学女王”实在是太不切合实际了。这也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由于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描绘这样一幅总的图画在以前是所谓自然哲学的任务。而自然哲学只能这样来描绘：“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它在这样做的时候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一些后来的发现，但是也说出了十分荒唐的见解，这在当时是不可能不这样的。今天，当人们对自然研究的结果只是辩证地即从它们自身的联系进行考察，就可以制成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令人满意的‘自然体系’的时候，当这种联系的辩证性质，甚至迫使自然哲学家的受过形而上学训练的头脑违背他们的意志而不得不接受的时候，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清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一种退步。”[3] (P36—37)
古代哲学以总体世界为对象，目的是探求总体世界存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换言之，为人们提供关于世界的总图景，因而突出的是世界观侧面。尽管它为人们提供的这幅总图景是如此的粗糙，但由于它把当时萌发产生的所有学科统统包容在内，具有包罗万象的性质，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它是可以担当这个任务的。但是后来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既然各门实证科学纷纷脱离它而独立出来，再要求它像以往一样提供关于世界的总图景显然是不可能的了。揭示总体世界存在、发展的普遍规律的重任仅靠哲学已不能完成，总体世界的问题必须由包括哲学在内的所有科学部门的共同努力来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