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奇迹 许多西方学者在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奇迹时都着眼于渐进策略。流行的说法是中国采取了先经济后政治、先农村再城市、先体制外再体制内的改革顺序和双轨制。国内一些学者也不加分析地赞同这一说法。据说这个观点是在比较了中俄改革后得出的科学结论。人们假定中俄改革方法不同，目标相同，都是搞市场化。俄国败于休克疗法，中国胜在渐进策略。然而实行渐进策略的并非中国一家，为什么偏偏是中国而不是印度和拉美各国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还有一种儒家文化论，把中国与亚洲“四小龙”等量齐观，主张儒家资本主义文化是中国成功的主因。这种解释已被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所打破。最近美国学者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又提出被称之为“北京共识”的新观点：“一心一意进行创新和试验，积极主动地捍卫国界和国家利益，以及深思熟虑地积累非对称权力手段。”[1]这并非什么“新发现”，却受到国内某些人的可笑追捧。不能说上述解释都毫无价值，但是说它们是一孔之见则一点也不过分。 当代中国已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多元化的社会。多元化到什么程度？看看一国两制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就可以明白。有些人认为，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及其他非公有制经济通过港澳台、外资、中外合资、合作经济以及个体经济等正与社会主义经济日益结合在一起。这就迫使学者们必须回答，中国的成功到底是资本主义的成功还是社会主义的成功？ 新自由主义者选择资本主义成功说。他们认为，中国实际搞的是资本主义。对于这种成功，只要做操作层面的解释就够了，无需过问那些意识形态教条。他们陷入了无限遐想，指点中国说，如果放弃四项基本原则还会取得更大的成功。此论调在西方极为盛行。George J.Gilboy高傲地断言：“中国只有进行政治结构改革，它才能释放出它作为全球竞争者的潜力，而不仅仅是给市场多一些自由，再得到更多的投资……遗憾的是，在中国成功完成这一最后的现代化的征程中，长期分割的历史包袱及官僚制度将是一个严重的障碍。”[2] 美国的保守主义者并未因此感到欣慰。他们怀疑这种障碍论是否可靠，宁可相信中国威胁论。在他们看来，意识形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让中国强大起来，因为强大的中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2001年美国华裔律师章家敦发表了《中国即将崩溃》一文，断然声称中国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问题就恶化到无药可救，届时中国的经济与中共政权将同时崩溃”。[3] 如果结局果真如此，那么这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悲剧，也是资本主义的悲剧。因为，世界将会由此失去中国这个巨大的最有潜力的市场。没有多少国家愿意看到这种前景。于是，各种中国机遇论对此做出了可以理解的反应。 第四国际不认同中国的奇迹是资本主义的成功，也否认社会主义成功说。他们认为：“中国历史最后50年的兴衰终于证明在一个民族的范围内和非无产阶级的基础上不可能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4] 在国内，有些马克思主义学者竟也怀疑起社会主义成功说。他们怀疑目前中国政府在搞社会主义，怀疑现在实行的政策属于社会主义政策。在他们那里，社会主义变成了纯理论的批判和说教，离社会现实越来越远。他们似乎在等待再来一次社会主义改造。 这些相互冲突的见解皆因不能正视中国的主流价值观。上述学者和政治家们由于从各自偏好的价值观出发，一厢情愿地解释中国现象，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的发展及其前景陷入了臆测或茫然。笔者认为，对于中国的成功必须从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角度进行解释。这种主流价值观不仅规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和道路，也提供了改革过程中从微观到宏观应对各种挑战的政策依据。中国的成功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成功，成功的原因何在，前景如何，发展中的中国怎样协调多元化的社会力量，怎样应对未来的各种挑战，所有这些问题都应从主流价值观中去寻找答案。 二、历史 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尽管前后经历过不同的表述和变化，但就历史演进的结果和本质而言，是由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三种基本价值观构成的。这三种主义是近代以来中国在反对内外敌人、争取人民解放、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长期斗争中产生的，具有恒久的历史意义。 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是近代中国最早形成的一种价值观，其源头可以上溯到洋务运动，以后又为维新派、义和团、国民党和共产党所继承。大致可以说，爱国主义是全民族共同的价值观。从社会各个阶级、各个阶层那里，都可以找到各种不同的爱国情结。 洋务派的爱国主义具有进步意义。它强调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试图通过物质现代化实现国家的富强，体现了列强压迫下产生的民族共同体的存亡意识。洋务派运动在甲午战争中遭到失败后，开始走向保守和反动。1911年清政府倒台后，洋务派又以北洋军阀的面孔出现，成为中国最反动的力量。 洋务派不能达到其原来设定的现代化目标。它的爱国主义只反映了统治阶级维护封建专制的需要，不能为每个社会成员带来直接的利益。这种爱国主义接近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的“想象的共同体”。[5] (P7)实现国家独立与富强，不仅需要一个长期的内部构建过程，还需要从外部引入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先进思想。离开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单纯爱国主义，无论最初是否包括积极因素，毕竟不能引导中国摆脱困境，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