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后边疆史地学者的治边思想与实践

作 者:

作者简介:
章永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科研人员。(北京 100006)

原文出处:
东北史地(学问)

内容提要:

文章从塞防与海防两方面分析了鸦片战争前后有关史地研究学者的治边思想与实践。主要从行政管理、军事防御、经济开发等方面阐发了史地学者的塞防思想与实践。海防方面,则主要论述了加强沿海地区的设防与管理、加强军事装备、“民心可用”以及“师夷”、“制夷”等思想与实践。


期刊代号:K9
分类名称:地理
复印期号:2005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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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鸦片战争前后,英、俄等殖民主义国家用武力敲开中国的大门,致使我国广东、新疆、西藏、云南等沿海地区和内陆边疆省区的外患威胁日益突出。1802年,英国即作了武装夺取澳门的第一次尝试。1808年,英国又公然出兵侵占澳门。英国觊觎中国沿海领土给中国的海疆造成了危机。沙皇俄国的侵略势力逐渐向中国边境渗透。从19世纪30年代起,沙俄不断对中国西北境内的巴尔喀什湖与斋桑湖地区实行武装渗透和非法占领,西北边防形势日趋紧张。此外,德、美、日等国政府、地理学会还向中国派出所谓的“使团”、“考察团”、“探险队”,赴我国沿海以及蒙、藏、青、新等地区甚至内地进行所谓的“探险”活动。对于西方列强企图蚕食我国疆域的罪恶行径,一批爱国学者痛心疾首,他们认识到边疆史地研究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开始重视研究边疆问题。塞防和海防问题日益引起边疆史地学者的关注,他们不仅表达了对中国塞防和海防的认识与设想,有的还投身到边防的实际事务中。

      一、史地学者的塞防思想与实践

      塞防主要是指对西北、西南、东北及北部陆疆治理、防御的认识。史地学者中,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姚莹、何秋涛等人对塞防都有明确的认识和设想。以下主要从行政管理、军事防御、经济开发等方面阐发史地学者的塞防思想与实践。

      (一)行政管理

      实行行政管理是保证塞防安定的重要手段。一些史地学者阐发了加强行政管理的具体设想,以实行对边疆地区的有效控制。

      为了加强对西北地区的管理,龚自珍主张在新疆设立行省。自汉代设立西域都护以来,新疆地区一直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自康熙以后,由于清廷一直沿用委派将军、参赞大臣等“镇守”的办法,缺乏一套系统的行政管理机构,这显然不适应日益复杂的新疆局势,尤其是不利于有效地开发新疆和安边固防。因此,龚自珍主张在新疆设置同内地一样的行省制度。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龚自珍撰写成《西域置行省议》,第一个明确提出在新疆设置行省。龚自珍提出了一套管理新疆地区的行政设想,他说:“应请设立办事大臣一员,驻南路极边叶尔羌、和阗二州之地……以控藩部之布鲁特、哈萨克、那木千、爱乌罕各国,掌各国之朝贡之务。筹总统西边办事大臣印一,敕文一,秩正二品,受准、回总督节制,与提督、巡抚互相节制,布政使以下具申文,总兵官以下,带刀见,以昭威重。”

      他还对新疆府州县的行政划分提出了具体的建议,这不仅有利于中央加强对新疆的管理,而且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龚自珍强调要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之战略高度来看待新疆建省的意义与价值,即使这样做“现在所需极厚,所建极繁,所更张极大”,但“所收之效在二十年以后,利且万倍”。

      龚自珍首倡新疆建省之说,表现出对国家民族之深切关注和崇高的责任感。经历六十余年后,至1884年新疆正式建省,基本应验了龚氏《己亥杂诗》“五十年中言定论”的预言。现代学人对龚自珍的西北史地研究,尤其是他首先提出新疆建省之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纪大椿认为,龚自珍的最大贡献在于,“用历史发展的观点分析了新疆实施行省制度的必然性”,所有这些“都是他超过前辈,站在时代的前列而提出的新的斗争任务”。

      清代的塞防以新疆和蒙古边境的防守事宜尤为重要,西南边境也不容忽视。魏源在《答人问西北边域书》中认为,盛京、吉林、黑龙江三省为清王朝根本重地,不属边防,其余藩服,均应引起重视。西北及北部主要有内蒙古、外蒙古、伊犁东路、伊犁西路、库尔喀喇乌苏、塔尔巴哈台、哈密。西南有卫(前藏)、藏、阿里和喀本(后藏)。甘肃、四川边境有喀尔喀、辉特、土尔扈特、和硕特、绰罗斯。这些地方虽然设立了札萨克、喀尔喀总部,迪化州和青海办事大臣,但明显感到边疆的行政管理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可见,魏源已充分注意到塞防行政管理的重要性。

      (二)军事防御

      加强边疆地区的军事防御,有利于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对此,史地学者给予了重点阐析。

      鸦片战争后,由于巨额赔款,清廷准备将伊犁镇总兵裁撤,移置天津,以节省军费。林则徐到伊犁后,向伊犁将军布彦泰奏陈有关裁撤伊犁镇总兵之议的利害得失。他说:“近来卡外夷情与以前迥不相同,设遇裁官减牟,更必妄生揣测,溷播谣言,似与镇静边防大有关系。该镇兵丁可以耕田糊口,俱各安土重迁,势难骤予裁撤。……不敢迁就目前,致贻后患。”

      结果,道光二十三年上谕保留伊犁镇总兵,改以西安镇总兵移驻天津,这为巩固西北边防军事力量、安定当地军民作出了贡献。

      姚莹主张“内徙戍兵以增保障,外明约束以正疆界”。针对有人提出“方今最重之役,无过西戍。稍近则往来不劳民,无深患”,姚莹认为:“议者皆谓徙之非便,臣谓不然。准布诸部自来有之,襄时北至胪朐,南至边境,人多散居,无所统一。惟往来钞掠,及太祖西征,至于流沙,准布望风悉降。西域诸国皆愿入贡,迁种落内置三部以益其国,不营城邑,不置戍兵,准布累世不敢为寇。统和间,皇太妃出师西域,拓土既远,降附亦众。自后一部或叛,邻部之使同力相制,正得驭远人之道。及城哈屯开境数千里,西北之民徭役日增,生业日殚警急,既不能救叛服,亦复不恒空有广地之名,而无得地之实。若贪土不已,渐至虚耗,其患有不可胜言者。国家大敌,惟在南方。今虽连和,难保他日。若南方有变,屯戍辽邈,猝难赴援。我进则退,我还则敌来,不可不虑也。方今太平已久,正可思结。诸部释罪而归地,内徙戍兵以增保障,外明约束以正疆界。每部各立酋长,岁修职贡,叛则讨之,服则抚之,诸部既安,必不生衅。如是则臣虽不能保其久而无变,知其必不深入侵掠也。右所言颇尽当日全辽情事,所云西北开境,空有得地之名而无得地之实,贪土不已,渐至虚耗者,岂不信哉!观大敌正在南方之言,可见宋虽畏辽,辽亦畏宋,当时情事如此,非果辽强而宋弱也,特南人谋国者未能深悉敌情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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