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地区文化特征的形成，既是这个地区文化长期累积的过程，也是以自己的文化底蕴为基础，对周边文化的吸收和融合的过程，是历史发展的时间和地理环境的空间的结合体，是文化内在逻辑演变和文化空间形态变迁的统一。因此，我们在深入了解中原文化的时候，应从对中原文化的一般认识，上升到了解其各具特色的文化个体现象。 一、中原历史文化区域的形成过程 “文化区域”（Culture Region）的概念属于文化地理学的范畴，但“文化发展是一种历史现象，区域文化的形成更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区域文化虽然是以地域限定的文化类型，但它毕竟脱离不了历史的成因和机缘。也只有当某一区域的文化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出现了此地域上的文化共同性和文化联系时，真正的文化区域才算形成”[1]。 一般地说，文化区域起源的初始形式是这一地区的远古文化，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考古学文化。这个时期的文化区域尚未明确稳定，文化水平还不高，它只是在考古文化中显示出了不同器物类型的一致性，同时反映出不同区域的经济、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的不同，古代文献记载中也反映出各地区土著居民不同的生存状态。具体到中原文化来说，随着20世纪中国考古学发展研究的成熟，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近60年的探索，对中原远古文化区域业已理出基本的线索：在新石器时代，中原主体文化是以豫西为中心的仰韶文化、豫西南和豫南的屈家岭文化、豫东的大汶口文化。 这些区系并不是简单的人为划分，而是着眼于各个地区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趋势而形成的。同时，各区系内“类型”之间又有着发展的不平衡性，各大区系间还存在一些文化交汇的连接带，而且区系间的关系也是相互影响的。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的发展经历着从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的转变，到了晚期，私有财产开始出现，氏族也发展为部落和部落联盟。据文献记载，在距今5000年前后，中原大地分布着若干部落联盟，著名的有三大集团：即西部的华夏集团，包括黄帝、炎帝、颛顼、舜等族；东部的东夷集团，包括太昊、少昊、蚩尤等，其活动区域北自山东北部，西至河南东部，西南至河南最南部，南至安徽东部，东至大海；南方长江流域的苗蛮集团，包括三苗、伏羲、女娲等，这一集团的中心在湖北、湖南两省，东部当以今日豫鄂大别山为界以东邻东夷集团，西部则北越南阳一带侵入伏牛、外方各山脉间，以北邻属华夏集团。这三大集团构成了中原原始区域文化的基本框架[2]。 文化区域的形成阶段是方国和封国文化，这是中原文化的基本特色。《史记·封禅书》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夏人活动的中心区域在晋南和豫西，商文化以商丘—郑州—偃师—安阳而围成一个三角中心区，周人在灭商后政治中心东移，形成了以宗周—成周为轴心的华夏文化区。以豫西为中心，三代时的中原曾经是方国林立，《荀子·富国》说：“古有万国。”《战国策·齐策》也说：“大禹之时，诸侯万国。及汤时诸侯三千。”在中原政治力量强大时，各地诸侯都前来朝贡，《左传·襄公七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逸周书·殷祝解》：“汤放桀而复亳，三千诸侯大会。”《史记·周本纪》：“（武王九年）东观兵，至于盟津。……不期而会盟者八百诸侯。”特别是西周采取分封制后，“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吕氏春秋·观世》）。分封的主要对象是同姓贵族，也有功臣谋士、先王圣贤后裔，还有臣服的其他方国贵族。从河南省目前发现的上百座两周城址看，大多数都是当时的封国。在这种以宗族宗法制为基础的分封政治体制下，当王权强大、对地方控制能力强时，主体文化对地方文化的影响占居主导地位，但中央对地方的影响毕竟有限，封国作为一种隶属于王权的政治实体，在相对独立的政治运行中逐渐成为一种文化存在，方国的界定往往成为文化区域的界定，人们的思想、意识、风俗习惯也因制度的不同而成为封国文化的附属，文化的发展是从本地区的土壤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特别是春秋以后，王室衰微，诸侯并起，为争霸天下而以强制弱，各诸侯国同时又锐意改革，注重发展地方经济文化，中原因政治、军事分割而形成特色突出的区域文化基本格局。 二、中原文化的基本板块 关于文化区域的划分，由于根据、要求、目的和认识程度的不同，划分原则多种多样。美国学者柯达尔（H·M·KendalI）说：“文化区是一组相类似的、内部有相互联系的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区域，这些文化通常具有许多共同因素特别是语言和宗教。”[3]中国学者周振鹤先生从语言、宗教、风俗和人物等入手，对中国历史时期文化现象的地域差异及其形成的背景、原因和过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他还从方言入手，全面分析了文化现象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4]。前不久，林拓著述认为，区域特征应强调其主体构成，所以他在考察福建地域文化时，专以“学术形态”为核心，从地域层级探讨文化中心的多元化与一元化，进而以“信仰形态”为核心，从地域分化探讨文化重心的周期演进[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