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长江下游，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其中以环太湖流域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还被认为是新兴的世界第六大城市带之一。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将是这一地区现在和未来的重要主题，而人类的现在和未来又无不是已逝生活过程的延续。因此，对这一地区距今5000年前后开始的文明化初期进行考古地理学研究，探讨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寻找从古至今的规律性动力，充分认知人和自然如何协调性地可持续发展，都具有深刻的学术价值和强烈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背景和方法 人类是自然的产物，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协调与否都关系到二者的生存和发展。诚如考古学家苏秉琦所说，迄今为止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两个过程：“旧石器时代几百万年，人与自然关系是协调的，这是渔猎文化的优势。距今一万年以来，从文明产生的基础——农业的出现，刀耕火种，毁林种田，直到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取得巨大成就，是以地球濒临毁灭之灾为代价的。”[1]具体来看，人类文明经过农业革命尤其是18世纪的工业革命进入20世纪以后，世界各国面临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更加凸显，诸如环境污染、温室效应、森林锐减、物种变少、淡水资源短缺、土地退化等问题，无不愈发严重影响到人类的生存环境，制约着人类的进一步发展。 从协调到不协调，这种自人类农业文明开始直到工业革命发生以来尤为凸显的人地关系的变化，越来越引起包括学术界在内的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和重视。在这种形势下，国际科学界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先后组织了“国际生物学计划(IBP)”、“人与生物圈计划(MAB)”、“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等。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70多个国家参与的超级科学计划“全球变化研究计划(GCS)”又紧锣密鼓地出台，藉此应对人类有史以来所面临的规模大、程度重、范围广、影响深远的全球性环境灾难。该计划突出强调地球环境系统及其变化，包括“过去全球变化计划(PAGES)”和“全球环境变化的人文因素计划(IHDP)”两个子计划，并很快形成了一门以研究全球环境变化为核心的新兴科学——“全球变化科学(Global Change Science)”[2]。 在我国有关全球变化研究的权威机构所制定的“九五”期间至2010年的优先领域中，“古气候、古环境研究”被列为“过去全球变化研究”这一子计划的首项，并提出应重点关注以下问题[3]： 1.如何恢复定量化的高分辨率的环境要素变化记录？ 2.过去人类活动在何等程度上改变了气候和全球环境？ 3.过去人类活动对全球变化影响的表征量分析。 4.恢复过去千年尺度全球或区域环境变化的图像。 5.过去年代的气候突变事件的揭示。 6.气候变率分析。 中国是全球变化研究的发起国之一，在全球变化研究领域已经取得了可喜成果。但目前也还存在着一些比较明显的缺憾，这就是参加“过去全球变化研究”这一子计划的研究队伍主要由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组成，这种状况所导致的不足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缺乏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介入，文理学科严重失调，不利于实现研究计划设计中的“过去人类活动在何等程度上改变了气候和全球环境？”“过去人类活动对全球变化影响的表征量分析”等课题。二是传统的第四纪环境变迁研究使用的常规手段是从自然剖面中提取环境信息，而自然剖面的形成往往经历了漫长的地质历史时期，地学家们所进行的自然层的划分，年代跨度通常较大，其尺度一般在万年以上至少千年以上，很难实现“恢复定量化的高分辨率的环境要素变化”、“恢复过去千年尺度全球或区域环境变化”等课题。[4] 如何弥补这两个极为薄弱的研究缺陷？本文认为，新兴的考古地理学以及借助多学科交叉手段和成果，能够通过对文明化初期人地关系的研究实践，来达到填补这些缺陷的目的。具体而言，就是以周代以前的考古遗存为研究对象，利用地理学、考古学、环境学以及核物理、古DNA测试分析等方法和手段，考察长江下游这一区域地理范畴内文明化初期的环境变化、社会复杂化进程及其人地互动关系问题。 本文所强调的考古地理学(archaeological geography)，是近年随着历史地理学研究时限前伸到史前时代，从日本引进的概念。[5]简要地说，考古地理学的核心要义，是通过对古代遗存的收集、整理和解释，来探讨有人类历史以来地表物质的空间现象及其演变的规律。学科分类上，考古地理学分属于广义历史地理学，是介于地理学与考古学之间相对独立的边缘领域。考古地理学与历史地理学的相同之处是都研究过去的地理，不同之处是历史地理主要依靠历史文献资料，而考古地理则主要依靠考古发现和研究的成果。 考古地理学是借鉴了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的方法建立遗存时空框架的，然而，这套传统的考古方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最主要的不足之处是相对缺乏可量化性，甚至还带有一些任意性，难以完全获取不能直接反映在地层或器物形制上的潜在信息。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复原过去生活方式和研究文化进程等新课题的研究趋势的形成，动员多学科力量进行交叉综合研究也以一个新动向的方式，在传统文科领域引发了对新技术方法的热切追求。因为“考古学需要自然科学的帮助，才能扩大视野，增强深层透明度，以猎取更多、更准确的信息，揭示自身研究对象的奥秘”。[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