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全面统筹发展，已成为中国在21世纪最伟大的发展目标之一，而这均与文化建设密切相关。语言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信息载体和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在文化建设中具有极其重要的特殊作用。同时，重视语言与其形成过程和地理环境之间关系，历来为很多优秀的语言学家、语言地理学家和文化地理学家所重视，被规定为语言学的重要而基础的研究领域。我们认为，语言及其分布受历史过程、人地关系和区域联系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将以此为总体框架对中国云南语言地理进行开拓性和系统性研究。 因此，以历史过程、人地关系和区域联系为总体框架，通过空间秩序、时间序列和动因机制三个科学研究维度[1][2]的科学研究，进而进行价值研究维度的系统思考和伦理研究维度的科学调控来对中国云南语言地理进行研究，是语言学、语言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等诸多学科共同关注的前沿性课题，属于源头创新性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这项研究将为西部大开发和云南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全面统筹发展的文化建设方略的科学制定和系统优化提供一定的理论储备，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中国云南语言地理研究的现状 语言学很早就认识到语言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关性，并与文化地理学、宗教地理学和民族地理学等共同关注并研究语言的地理问题[3][11]。(1)中国西汉文学家杨雄编纂的《輶轩使者绝对语释别国方言》[12]，可谓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方言）地理著作。(2)在欧洲，一些学者大量收集了世界各地的语言标本，进而在19世纪前随着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语言地理学诞生并逐渐发展。(3)100多年来，许多优秀的语言学家运用地理学的观点和方法，对世界各地的语言调查资料进行了归纳研究，绘制了多种语言地图，出版了许多语言地理学论著[13][14]。(4)20世纪70年代，日本语言学家桥本万太郎提出语言地理类型学[15]，把世界语言归纳为“游牧民型”和“农耕民型”两大地理类型，认为语言的发展和社会生产方式有密切联系。他以东亚大陆多种“农耕民型”语言为主要素材，分析语言的历时变化和共时变化，以探索人类语言发展演化的一般原理。(5)近年来，我国很多优秀的语言学家开展了语言地理学研究，完成出版了优秀的语言地理学著作。(6)我们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关注“语言—文化地理学”问题，并尝试以“语言地理资源”极其丰富的中国云南省作为研究区域，以探索和系统研究语言地理学的基本规律和基本原理等方面的问题。为了进行中国云南语言地理的研究，我们进行了近15年的艰苦的学术准备[16]。 这些优秀的语言（地理）学家、文化地理学家和民族地理学家及其学术论著所给出的多样化的“语言地理研究范式”，为我们拟从历史过程、人地关系和区域联系为总体框架，通过空间秩序、时间序列和动因机制三个科学研究维度的科学研究，进而进行价值研究维度的系统思考和伦理研究维度的科学调控来对“区域语言地理（——以中国云南语言地理为例）”进行研究，奠定了可以借鉴的、重要的学术基础。我们的思路和范式的主要理论根据（之一）是杰出的人文地理学家吴传钧院士提出的“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人地关系地域系统”[17]的重要观点和我们初步创建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共生应用理论”。同时，“语言地理资源”极其丰富的中国云南也面临着因社会经济发展而使“语言地理资源”不断并加速“枯竭”的巨大危险。以此为思路和范式的中国云南语言地理学研究，通过“抢救性”研究，可能会促进语言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和语言学的发展，进而可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地理学，所以，这项研究亟待开拓和系统研究。
图1 研究路线 二、中国云南语言地理研究的主要思路 本项研究主要以地理学和语言学为支撑学科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Areal system of Mn-land Relationship，即ASMLR）”的视角来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给出了对语言研究的地理学视角的一种新的范式——不仅从人地关系研究语言地理而且从历史过程和区域联系研究语言地理。这项研究除了采用语言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和语言学的一般研究方法外，将遵循钱学森院士创立的“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Metasynthtic System，即M-S方法）”[18]，特别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即GIS）和社会分析软件(SPSS)等进行跨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整合研究(Intediscipline)。 这项研究将按如下途径（图1）进行研究，以期达到(1)系统揭示中国云南语言地理的基本图式及其规律性、(2)构建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视角进行语言地理研究的基本范式和(3)给出为云南省乃至西部地区文化建设服务的“语言区划”和“语言管理方略”的目的。 三、中国云南语言地理研究的重要观点和基本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