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地理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作 者:

作者简介:
柴彦威,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系,副教授,博士。(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
地域研究与开发

内容提要:

行为地理学研究正成为人文地理学的一大热点。时代呼唤具有中国特色的行为地理学研究理论与方法。文章探讨行为地理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强调微观个体行为与整体社会的结合、短期行为与长期行为的结合、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制约的结合、定量研究与质性分析的结合等,并试图提出一个行为研究的整体性框架。


期刊代号:K9
分类名称:地理
复印期号:2005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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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研究背景与问题意识

      在以人为本及后现代思潮的大背景下,人文地理学研究越来越关注人与社会的实际问题[1,2]。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的总趋势是从描述向解释转变,从传统的区域描述方法向实证主义方法转变。解释的主要学派也从人类生态学向行为主义方法、结构主义方法、人本主义方法转变。研究人类活动的方法逐渐从宏观走向微观,建立在个别人、个别行动及其组合的统计分析基础上的人类行为研究逐渐成为热点[3]。

      行为地理学是在考虑环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地理环境)条件下强调人的行为的研究方法。发源于20世纪60年代计量革命与行为革命之浪潮中的西方行为地理学,在经历了70年代的红火和80年代的衰退之后,随着与心理学、认知科学及GIS研究的跨学科研究的开展,90年代后迎来了新的局面[4-7]。行为地理学的研究重点正在从“空间行为”(spatial behavior)、“例外行为”向“空间中的行为”(behavior in space)、“日常行为”转变,无意识的、非探索性的、反复空间的经验行为正成为关注的焦点[8]。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重点也从环境(特别是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特别是自然人)的影响研究转向人(特别是社会人)与环境(特别是社会地理环境)的互动研究[9-11]。

      长期以来,中国人文地理学相对缺乏对人的行为的正面研究,缺乏与社会科学的广泛结合。这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地理学越来越表现出与社会学、心理学、行为学等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新趋势不相符合,也导致了中国人文地理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如行为地理学等大大落后于国际地理学界的现状[12]。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在经济、社会、消费行为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物质短缺经济时代向过剩经济时代的转变,与物质供给要素相比,消费需求的方面越来越成为问题的核心及关注的热点。并且,随城市土地使用制度、住房制度、就业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等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城市居民行为的自由度有了很大提高,自由择业、自由择居、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正成为普遍现象[13]。因此,如何科学地把握居民各种行为的特征与趋势,引导居民进行合理、健康、可持续的消费行为,建立重视每一个居民生活质量的现代生活活动方式,不仅成为学术界研究的前沿性课题,而且也成为政府部门急需解决的迫切问题。时代呼唤具有中国特色的行为地理研究理论与方法。

      在此问题意识下,文章对行为地理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了探讨,强调微观个人行为研究与整体社会的结合、短期行为研究与长期行为的结合、主观能动性研究与客观制约的结合、定量研究与质性分析的结合等,并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提出一个行为研究的整体性框架。

      2 行为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2.1 整体社会与微观个人的结合

      社会科学中对人的行为研究主要通过两个尺度:个体层次上的微观研究和汇总层次上的宏观研究。迄今为止,人文地理学中关于人类活动的研究,往往仅停留在较大空间尺度,如国家、区域、城镇等宏观层次上,尽管对人类活动做出了定性与定量的描述,但由于对其机制分析不够及预测不准,因此,研究结果常常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多元化、个性化的各种需求。而社会学中的生活行为研究多属微观研究,对人的行为有详实的调查及富于逻辑性的说明,但由于缺乏宏观和空间的视角,其研究结果也很难应用到城市与区域管理中。因此,如何克服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的脱节,将特定区域特定个体的微观研究扩展到整个社会的宏观研究中,并且把握好从微观到宏观、再从宏观到微观的研究方法,已成为人的行为研究的焦点。在微观层次上,需要细化到按行为主体、活动类型及时空间尺度进行分类后的应用性研究。在宏观层次上,需要深入到人类活动的时间规律与空间规律的整体认识。

      城市是在各种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影响下形成的高度复杂的人地关系巨系统。现代城市研究不仅仅局限于城市的经济增长、城市的物质环境等方面,而是将视野扩展到了城市社会的各个层面,特别是在以人为本的大趋势下,城市活动系统、城市社会与个人、城市生活质量、城市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研究日益增加。城市活动体系的研究就是城市地理学在城市地域研究中注重个人行为的体现。

      但是,对城市活动体系的整体透视却十分困难,往往需要将其分解成若干子系统进行各个击破,传统的城市产业组织体系、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等方面的研究即被看作是一种子体系。从行为科学的角度看,城市活动体系可通过个人日常活动体系的研究而汇总得出。因为个人的生活活动方式可通过直接观察与实证分析等手法得出。但是,我们必须面临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从个人活动体系向城市活动体系汇总时究竟应该有一个多大的母体(分母)?事实上,不存在一个可操作性的、可信的通用分母单位,它既能在城市活动体系内的每一部分中公平作用,又能提供衡量体系间的相互作用。并且,这个分母太大,获取巨大数据更加困难。当然,从时间角度考虑也不能为我们提供一个衡量城市活动体系内部各种单位间相互作用的标尺。但是,我们很容易想到这些系统间存在着时间上的内部联系。例如,不同机构的制度影响着个人每天及每周的行动路线,如工厂的倒班制、商店的营业时间、学校的开放时间、俱乐部的聚会时间等。因此,城市活动体系研究中越来越重视时间视角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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