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年间的西北史地研究被后人称为显学。（注：参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88页。）显学的表现是一批批名显于世的学者出现、一部部成就斐然的著作问世。当时显学名家中徐松、张穆、魏源与龚自珍等人最为后世所关注，但于当时显学形成卓有贡献的江南学人沈垚常被忽视。与徐松、龚自珍相比，就社会地位和学术影响而言，沈垚是学术界中的小人物，但沈垚治学之路的选择与发展，折射着当时西北史地学研究的一种走向。沈垚与友朋的交往录正是一部时人就西北史地研究的学术交游史，沈垚对于学术的反思及由此带来的矛盾与痛苦也正显示着显学背后的困惑。 一、成名之作《新疆私议》 沈垚(1798—1840)，字子敦、子惇，浙江乌程(今湖州)人，道光十四年(1834)优贡生。治经长于礼，精于舆地之学，游幕于京师，先后为徐松、姚元之、沈涛、徐宝善等人修书，屡试不中。年43，卒于京中。沈垚于西北及蒙元史研究多有贡献，著有《新疆私议》、《西游记金山以东释》和《漳北滱南诸水考》等。 沈垚是一位沿着传统舆地学的理路、在乾嘉学术的影响中成长起来的江南学人。青少年时期，足不出乡里，“游览所及，远不过百里，近才数十里”。（注：沈垚：《答徐星伯中书书》，《落颿楼文稿》卷2；今见商务印书馆1936年《丛书集成初编》据道光二十七年灵石杨氏刊本排印本。）其学问的积累与成长深受同乡前辈张鉴与施国祁的影响。沈垚曾向张鉴当面请教西夏地理。（注：参见沈垚：《答徐星伯中书书》，《落颿楼文稿》卷2。）沈垚对于蒙元史的研究承学于施国祁，深悉沈垚治学渊源的张穆就曾言：“北研者，乌程老儒，孰于金元掌故，子惇尝从问业也。”（注：张穆：《〈落颿楼文稿〉序》，《落颿楼文稿》卷首。）所以沈垚早年治学“尤精于舆地之学”，（注：孙燮：《沈子敦哀辞》，《落颿楼文集补遗》，民国七年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其著作大都是传统舆地学之作，有对于传统地理学典籍的释补，如《水经注地名释》、《元和郡县志补图》；有以助益于读史为目的的诠史之作，如《宋神宗用兵西夏论》、《宥州答问》等；有对地名山川的纯粹考释，如《六镇释》、《葱岭南北河考》、《漳北滱南诸水考》等。 从以上著作来看，对古代地名所在及变迁的考释，无论是内容还是考释方法都与传统舆地学一脉相承。因受张鉴与施国祁的影响，沈垚眼光集中于历史上的西北地区。他所考订的宥州、六镇等都在西北，《水经注地名释》所论富平县故城、上河峡、薄骨律镇城、胡城、汉城、廉县故城、卑移山都是西北旧地；（注：参见沈垚：《水经注地名释》，《落颿楼文集》卷12，民国七年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元和郡县志补图》有《河西节度使图》三幅、《北庭节度使》二幅，也是关涉唐时西北故地。（注：参见沈垚：《元和郡县志补图》，《落颿楼文集》卷13。）所以他“初见徐星伯先生，即问耶律大石河中府及元和林所在”（注：沈垚：《西游记金山以东释》，《落颿楼文稿》卷4。）这样极专业的问题，由此可见他早年于西北史地之学识已有相当的积累。 不过，沈垚成名之作是《新疆私议》。这篇文章写于道光八年(1828)，所论自道光初年张格尔之乱发生之后新疆地区，一直是朝野所重之焦点。徐松即因此事而以回京遣员的身份受到新即位的道光皇帝的召见，并因“奏对西陲情形甚悉，赏内阁中书”，（注：缪荃孙：《徐星伯先生事辑》，嘉庆二十五年记，《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年影印本。）在士林中影响大增，一时间，“海内通人游都下者，莫不相见恨晚”。（注：《畿辅通志》卷226《徐松传》，商务印书馆1934年据清光绪十年刻本影印本。）当时与徐松同时探讨西北史地者有龚自珍、魏源、姚元之等人，由此，显学之势初步形成。《新疆私议》不仅论及问题为时人所关心，且其行文的议政风格也颇合于当时学风之新趋向，即治学以经世。 回溯沈垚的治学路径，早年“究名物而弃微言”（注：沈垚：《与张渊甫》，《落颿楼文集》卷8。）后受游学在京的好友张履影响，（注：沈垚与张履之论学详情，参见沈垚《落颿楼文集》卷8、张履《积石文稿》卷11中所收二人书信。）意识到“好用心于琐屑纷赜之处，颇亦自知其误”。（注：沈垚：《与张渊甫》，《落颿楼文集》卷8。）对考据学的反思，进一步刺激了沈垚的用世之心，《新疆私议》即产生于这样的学术背景之下。 当时京中已有学者开始反省乾嘉学风，主张舍考证之细与详，求义理之大与通。龚自珍与魏源即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当时，张格尔之乱已经消除，但清朝对于西北的统治政策尚在探讨之中。于是，怀着经世之志的学者大都对此事极关注。沈垚即是以汉唐元明的史实驳斥了当时有大臣主张的捐西守东之说，认为“祖宗开辟之地，尺寸不可失”，（注：沈垚：《新疆私议》，《落颿楼文稿》卷1。）指出回疆之乱，在于“镇守诸臣，不讲求于屯田积谷之道故也”，（注：沈垚：《新疆私议》，《落颿楼文稿》卷1。）讲求屯田，所以言水。于是，生长于东南、足不越关塞的沈垚从典籍中考订南疆水道情况，并在《新疆私议》后附上《葱岭南北河考》。 今读《新疆私议》，其思想与同一时期龚自珍、魏源的文作有惊人的一致之处。在《新疆私议》问世之前后，魏源即在道光六年(1826)写有《答人问西北边域书》，（注：贺长龄主编：《皇朝经世文编》卷80，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74辑。）龚自珍于道光九年 (1829)撰有《御试安边绥远疏》。（注：《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点校本，第113页。）三文同样由以史为鉴的理路，作现实议政的言论；同样从反思历史的角度，强调尊重少数民族的民风习俗和宗教信仰；同样以内政治理的思路，反对“捐西守东”之议，主张西域的屯耕自给。此时，沈垚与龚自珍、魏源并不相识，却表达出同样的识见与思想。不难想象，默默无闻的沈垚很快会因《新疆私议》而为世人所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