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流入北冰洋的额尔齐斯河为外流河外，我国西北干旱区中的河流大多属于内陆河。河水从高山发源，流经山间盆地，在土壤条件较好的盆地、平原地带发育成绿洲，然后流入浩瀚的荒漠，最后进入小型的湖泊或者消失于荒漠之中。由此，形成了我国西北干旱区高山、绿洲和荒漠相间分布的典型景观特征，其中绿洲是干旱区主要的生命支持区，经济和人口的集聚带。黑河流域是我国西北干旱区重要的内陆河流域之一，在国民经济、民族团结和国防建设上具有重要地位。近十几年来，由于日益严重的水资源短缺所引发的一系列生态经济问题，黑河流域逐渐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一个热点研究领域。生态经济协调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共同的研究方向。本文以黑河流域为具体研究区域，对我国西北内陆河流域所普遍面临的生态经济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以流域为单元的生态经济协调发展模式。 一、黑河流域概况 (一)自然概况 黑河流域是我国西北干旱区的第二大内陆河流域，总面积达13万km[2]，介于37°41′-42°42′N与96°42′-102°00′E之间。黑河干流发源于祁连山北麓，流经河西走廊，最终消失于居廷盆地的戈壁、沙漠之中，全长821km[1]。按地理位置和地貌单元，整个流域可划分为三大类型区：上游祁连山地、中游走廊绿洲平原和下游阿拉善高平原。上游祁连山区是河川径流的主要形成区和水源涵养带，占流域面积的10％，中下游地区是主要的水资源利用区，占流域面积90％，流域最下游的荒漠地带是径流的消失区。 上游祁连山地海拔从2000m到5500m，年平均降水量由山前低山的200mm上升到高山带的500mm，多年平均气温不足2℃。植被类型属于温带山地森林草原，垂直带谱非常明显，适于发展畜牧业。中游走廊绿洲平原年降水量从南部的250mm向北降至100mm，海拔从2000m以上降至1000m左右，光热资源丰富，多年平均气温2.8℃-7.6℃，年日照时数长达3000h-4000h，是发展农业的适宜地区，人工绿洲面积较大。下游阿拉善高平原海拔1000m左右，深居内陆，气候干燥，属于干旱荒漠和极端干旱气候，多年平均降水量只有42mm。而年平均潜在蒸发量高达3755mm，多年平均气温为8.04℃，年日照时数3325.6h-3432.4h，相对湿度32％-35％，年平均风速4.2m/s，最大风速达15.0m/s。除河流沿岸和居延三角洲外，大部分地区为沙漠戈壁，风沙危害十分严重，是我国北方沙尘暴的主要发源地之一。 (二)社会经济概况 黑河流域在行政区域上包括青海省祁连县的大部分，甘肃省的张掖市、临泽县、高台县、山丹县、民乐县、肃南县、嘉峪关市、酒泉市、金塔县，内蒙古自治区的额济纳旗以及国防科研基地东风场区。各县、市所在地的城市规模较小，基本沿交通干线呈带状分布于绿洲地区，除嘉峪关市以外，其它城镇的工业化程度普遍较低，对地方经济的带动作用不大。 流域内自然与人文景观分异明显，人口与经济主要集中分布在中游绿洲农业区，而上、下游地区所占比重较小，中游地区的人口规模和GDP分别占全流域的88.47％和87.93％。在上游祁连山区，山地草原畜牧业占优势，中游河西走廊绿洲区以灌溉农业为主，是西北地区重要的商品粮和蔬菜生产基地之一。下游除鼎新片为灌溉农业外，金塔县的其它地区以及最下游的额济纳旗以荒漠草原畜牧业为主。 二、生态经济问题分析 (一)生态环境面临的主要问题 干旱区内陆河流域的生态环境问题是伴随流域开发而同步出现的，随着中上游绿洲的开发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下游的生态环境几乎无一例外遭到破坏[2]。例如，我国第一大内陆河——塔里木河下游罗布泊的干涸以及中下游沙漠化的迅速发展，石羊河下游湖泊的消失以及民勤地区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等等。黑河流域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当前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有植被退化、土地沙漠化和盐碱化、绿洲萎缩等，特别是下游河水断流导致生态严重退化，这不仅影响到下游荒漠绿洲的生存与发展，而且对整个流域的生态安全直接构成了威胁，并成为近几年我国北方地区频繁沙尘暴的主要沙源地之一。 1.上游山区植被退化 黑河流域上游的祁连山区是整个流域的水源地，这里的生态退化主要表现为森林减少、草原退化、草地生产力下降。祁连山山地森林区自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初期的40年间(以下均指20世纪)，森林面积减少了16.5％，森林带下限由1900m退缩到2300m，森林活力下降，生物多样性明显减少[3]。虽然自80年代中期以后，祁连山国家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使森林生态系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但恢复速度非常缓慢。山地草原畜牧业是该区的基础产业，随着牧区人口的增长和市场经济体制下利益驱动因素的影响，牧区农户为增加经济收入而盲目增加牲畜头数，导致草场严重超载过牧，草原生态退化日趋严重。以肃南县为例，2001年的平均产草量测算只有20年前的48.4％，产草量的降低直接导致草原载畜量急剧下降，全县天然草原理论载畜量由1968年的124.2万羊单位下降为2001年的60万羊单位，降幅达51.5％[4]。这一状况使草畜矛盾加剧，致使草原的生态退化进入一个恶性循环的非可持续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