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4)12-0108-04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的历史但目前尚处于不发达阶段、亟待完成现代化的国家而言，总结各国和中国自身的现代化历程，无疑可以引出必要的历史经验，有助于顺利地建成现代化的国家。因此，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我国学术界对中国现代化进程问题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并在研究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从而使中国现代化的内涵更加丰富，可操作性更强，理论和现实意义更大。最近在复旦大学召开的“港口—腹地和中国现代化进程”学术研讨会，侧重于从港口—腹地的层面探讨中国现代化的空间进程，是有关中国现代化进程研究的一次别开生面但又相当重要的学术会议。本文拟从简要回顾现代化研究的学术历程入手，谈谈该项研究的概况和意义。 一 学术界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思考 据董正华《当代(1996～1997)中国现代化进程研究》（《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一文介绍，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学术界以华中师大章开沅教授主持的“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和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主持的“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为主要开端和代表，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认为“现代化”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新范式，进一步实现了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和跨学科的研究，拓宽了史学家的视野和研究领域，有利于对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历史现象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思考。 然而，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内涵，学术界的观点并不一致。吴承明先生认为，“现代化”与“近代化”是同义语，迄今并无经典定义，总的来讲，“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变，应包括各个方面”[1](p1)。他赞赏台湾学者张玉法所说的，现代化的演变，在深度和广度两个层面上展开：深度方面是指由物质层次进向制度层次，再进向思想层次；广度则分为知识、政治、经济、社会及心理五个方面。 就中国现代化的经济内涵而言，学术界的见解也不统一。有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即工业化，有人认为是西方化，也有人认为是资本主义化，而吴承明先生则指，中国的现代化即市场化[1](p6～9)。 许檀先生反对把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以“近代化”一词进行人为的割裂，强调“经济的发展有其连续性。近代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中国的近代化过程无疑渗入了外来势力的影响，但不能因此忽视中国传统经济内在的发展动力。1840年是一个政治性的界标，至少经济史的研究不应拘泥于这一界标”[2]。 上述探讨，或关注于中国现代化的定义、表现或主线，或强调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这都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和启迪。但是，如何找到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更具有可操作性的切入点，依然是人们所非常关注的焦点。而学术界近年来从事的港口—腹地研究，无疑是这方面较为科学而成功的探索。 二 口岸贸易及其相关研究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在西方列强的武力胁迫下，清政府结束了广州一口通商的做法，开始开放沿海主要港口。各地为了发展贸易，也自行开放了一些商埠。这样，在我国的沿海、沿江、沿边地带，便形成了一批对外开放的口岸。到20世纪20年代，在当地设立海关并在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的海关贸易报告年报上辟有分关报告的开放口岸，已达40余个。尤其是沿海港口，既是沟通国外和国内腹地两个扇面的辐射点，又是外来生产力最先登陆并最早发展了现代经济的地区。因此，沿海沿江口岸城市的贸易状况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很早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1949年以前，郑友揆、韩启桐等都整理、介绍过海关贸易资料，并发表过有关贸易史的论著。解放初期，出现了具体研究某一通商口岸对外贸易的著述。王怀远的《旧中国时期天津的对外贸易》（《北国春秋》，1960年第1～3期连载）一文，系统地介绍了1858～1948年间，天津港进、出口贸易的商品种类、结构、发展状况和趋势。黄苇的《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1843～1863》（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上海开埠初期的内外贸易状况。此后，由于受政治气候的制约，大陆学者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除了一味地谴责帝国主义由通商口岸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中国的穷乡僻壤之外，长期不敢正面探索口岸贸易对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影响。 海外学者对口岸贸易及其影响的热情关注，和大陆学术界的冷漠适成鲜明的对比。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费正清、墨菲、郝延平、费维恺、滨下武志等人，对中国的沿海和口岸贸易，都从全国的层面进行过论述，而墨菲对上海、罗威廉对汉口、Jack M.Potter对香港新界、关文斌对天津等地还进行了具体的研究。1976年到1983年之间，台湾对口岸贸易的研究蔚然成风，除此前刘翠溶对汉口的研究之外，林满红、范毅军、谢淑芬、雷慧儿、刘素芬、叶淑贞、张淑芬等人，对台湾三港、汕头、九江、大连、烟台、天津、重庆等口岸的贸易，都进行过比较系统的研究，并在区域贸易港的贸易分析、影响和腹地经济变迁等方面，做出了具有开创性的贡献。此外，林满红1985年以前完成的清末中国土产鸦片的研究，也和这一主题有关。[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