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1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462(2004)06-0721-05 金融地理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交叉学科。边缘交叉学科分为两类：一类是发展上互为因果、互相影响的交叉，以两者之间的关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如人口经济学。另一类是概念、理论和方法论上的交叉、取长补短，以分析、研究某类特殊问题的学科，如信息经济学。金融地理学则两者兼而有之：一方面给金融学发展一个地理学上的表述，探讨金融发展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则借用地理学的相关概念、理论和方法来作为研究金融的辅助工具和手段，如金融地图的运用。它的产生反映了科学研究沟通文理的要求和潮流。 1 金融地理学的演化 金融地理学应该是经济地理学的一个分支。经济地理学本身也是一个学科联盟，体现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交叉融合。金融地理学家Leyshon在这一领域已从事了10年的研究，他在评价《资本的局限》一书在金融地理学科中的作用与地位时就曾指出：这本书是经济地理学分支学科产生的催化剂(acted as the catalys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recognizable sub-discipline of economic geographies)。由此可以推断，至少在Leysnon看来，金融地理学是由经济地理学分化而来。瑞斯托·劳拉詹南(2001)也曾指出：很难想象经济地理学如果没有对金融领域的基本了解如何能进行研究，这个领域把大大小小的无数工厂、商店、办公室以及人类居住地都编织在它的网络中。可以说，瑞斯托同样认为金融地理学是由经济地理学衍生而来。 经济地理学主要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和配置、世界资源的使用以及世界经济的扩张和分布状况。在早期阶段，经济地理学被称为商业地理学。它产生、发展于15世纪到19世纪的欧洲大陆的发现与拓殖时期。当时经历刺激与冒险的商业地理学家在海上航行，他们为其他商人和政府官员记载并报告了世界其它地域的大量客观事实与信息。“经济地理学”术语的产生始于1888年的美国。12年后，Ellen Stemple写了一本书，书名即经济地理学。到一战结束时，经济地理学已成为经济学科中受人瞩目的一部分。新办期刊《经济地理学》于1925年开始出版发行。作为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经济地理学主要围绕以下三方面展开研究：①人与环境的关系；②地区差异；③空间组织。虽然这三方面的研究一直持续至今，但是第一方面研究的繁盛状况只持续到1930年代；地区差异研究在1930年代到1950年代最具影响力；空间组织的研究则在目前的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伴随着“量化革命”的兴起，经济地理学家在社会学和生物学中发现了他们要找的理论，其中包括著名的区位理论。1970、1980年代，区位理论又产生三个分支，即行为地理学、环境地理学和结构主义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的显著特征是其在思想方面的主要变化，这些转变反映了其应对世界新情况的需要。然而，尝试将经济地理学的多种观念归纳为一到两种理论是存在误导的(Srdtz & Souza,1998)。 国外的很多学者将经济地理学分为旧经济地理学和新经济地理学，并认为金融地理学的学术渊源应该在于新经济地理学。Yeung(2003)指出，自从1980年代晚期和1990年代早期，经济地理学理论和实证上的进展已经越来越快地重塑这一学科的性质并且将其与社会科学的更广泛领域联结起来。尤其是，“经济”的概念已不再是单一的、单维的、决定论的和非空间的。Thrift和Olds(1996)认为，“我们需要为新经济地理学留出一席之地，使之与旧经济地理学相补充甚至取代旧经济地理学”。事实上，新经济地理学家研究的问题被认为超出了传统的主流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围(Amin and Thrift,2000;Peck and Wills,2001)，至少新经济地理学家开始关注历史、文化、制度和政治因素，并用之重塑经济。 经济学家的“新经济地理学”与地理学家眼中的“新经济地理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2]。经济学家的“新经济地理学”除了引起主流经济学家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兴趣外，至少在两个方面对经济学做出了贡献：①“新经济地理学”把报酬递增运用到规模上来解释集聚模式。该思路提供了将区域经济学中不同研究方法连接起来的一个框架，如离心力与向心力、一般均衡假设和个体相关选择等方法；②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对国际贸易理论提出了一个更好的解释。主流经济学分支的新经济地理学特别强调模型分析的方法。克鲁格曼就曾指出之所以在整个标准的经济学理论中几乎完全看不到经济地理学的身影，是因为其缺乏巧妙而有说服力的模型（克鲁格曼，2000）。地理学家却对经济学家的“新经济地理学”持批评态度。他们认为，人类的环境并不是单纯的，不仅有各种自然的和生命的环境，而且还有每时每刻影响我们的活动、信仰和价值观的许许多多的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以及其他的环境。任何一个数学模型都无法将这些因素全部囊括，而克鲁格曼依然依赖不现实的假设模型，并用之代替真实世界中问题的核心部分。地理学家眼中的“新经济地理学”更多地考虑了区域的个性，文化、社会、历史、制度这些要素普遍受到重视。 国外金融地理学家往往格外推崇地理学家的“新经济地理学”，并且认为，金融地理学应该汲取不同学科的营养，不能囿于传统的主流理论。他们指出，经济科学中的边缘学科主要是通过“移植”和“杂交”两种方式产生。“移植”，是指用某一学科的原覆或方法去研究解决另一学科中的某些问题，如演化金融学；“杂交”是指不同学科互相渗透、合流，内在地、有机地结为一体而形成的新学科，如金融地理学。金融地理学同时也是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杂糅的产物。演化经济学的渊源来自于Veblen的相关研究：制度的主要部分是习俗和惯例，Veblen(1919)认为，制度是确定的思维习惯，它影响到人类行为的方方面面并且对诸如市场这样的最具经济化特征的现象至关重要。Veblen在其著作中直接使用了生物学上的类比，他将自己的工作称为“后达尔文经济学”，对他而言，制度应该不断随外部环境而改变。Nelson和Winter(1982)将这些思想加以发展并纳入“演化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经过Romer(1986),Arthur(1989)和Krugrman(1991)的研究，演化的理念在数学上更加深奥，与空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它在1990年代纳入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畴。Martin(1994)和Sunley(1996)明确提出沿着Veblen的路线来发展经济地理学。Stoper(1997)以及Stoper和Walker(1989)就利用演化的路径依赖理论来讨论经济地理学中的区域经济专业化的问题。由此可见，金融地理学不断地从一切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社会实践中吸收丰富的营养以求得自身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