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956年发端于Mclean Trucking公司的集装箱试验[1,2],使全球范围内的运输业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同时,更对港口等级体系开始重塑、港口腹地空前扩张和港口竞争机制渐赋新内涵等整个港口体系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对此,长期以来,西方学者给予了持续的关注。集装箱港口体系已成为现代港口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前沿与活跃领域[3]。纵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在集装箱港口体系方面的学术文献,可以清楚地发现,空间结构演化及其内在机制的研究构成了该领域的一支绵延不断的主流。这当中最具影响的成果当推Hayuth建立的5阶段演化模型(假说)。Hayuth认为,在投资风险、初始优势、自我增强和规模经济等机制的作用下,集装箱港口体系先后要经历准备期、采用期、集中期、枢纽中心期和边缘挑战期5个阶段,在前4个阶段里,集装箱港口体系空间结构演化的基本方向是集中化,即港口之间通过不断竞争,其箱源逐渐向某一具有相对优势的港口集中,直至枢纽中心港出现;此后,随着一些限制性因素尤其是(港口)规模不经济的逐渐加剧,箱源出现分散化倾向,至此,集装箱港口体系演化进入第5个阶段[4]。80年代后期以来,集装箱港口体系空间结构演化及其内在机制的研究在2个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其一,有些区域性实证研究基本或部分证实了Hayuth假说。一方面,Airriess、Hoyle和Kuby等研究表明,在东南亚集装箱运输、东非港口竞争和美国港口体系的发展中确实发生过明显的集中化过程[5-7]。另一方面,Hayuth的另一项研究证明,美国集装箱港口体系演化实际经历了初始采用、扩散、集中和第二位港口扩张4个阶段,在前3个阶段,集中化过程十分明显;进入第4个阶段后,分散化现象开始显现[8]。其二,另一些研究则对Hayuth假说提出了质疑和修正。首先,Notteboom对欧洲集装箱港口体系演化进程的系统考察并未证实Hayuth模型的有效性,其结果显示,1980~1994年期间,欧洲集装箱港口体系内的箱源一直处于波动之中,集中化过程未曾出现。Notleboom认为,尽管集装箱运输的中心枢纽化有着巨大的好处,但集中化并非集装箱运输发展的必然结果。地方性运输需求和港口政策等会促使一些中小港在港口体系中保持一定的地位[9]。其次,Starr通过对巴尔的摩港和汉普顿港竞争关系的分析,回答了Hayuth模型未曾解决的一个问题—即一个同质区域可以同时并存2个中心枢纽港[10]。另外,O'Mahony和James的研究发现,在有些区域集装箱港口体系内,在中心枢纽港和喂给港之间,出现了大型深水直挂港(Large deep-sea direct-call port),这一重要发现进一步完善了Hayuth假说[11,12]。 中国沿海港口采用集装箱技术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国际贸易的日益增长和国际制造业重心向东亚地区的转移,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已成为全球集装箱运输最活跃的地区和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货源地[13,14]。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沿海集装箱港口体系加速发展,并已形成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厦门和连云港5个相对独立的集装箱港群[15],其中前三者的年吞吐量占全国总量的95%左右。作为中国沿海集装箱港口体系的主体,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三大集装箱港群已经并将继续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鉴于此,本文选择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三大集装箱港口群的18个主要港口为研究样本(图1),采用西方经济地理学家常用的一些定量方法,对近10年中国沿海集装箱港口体系空间结构演化的基本规律、空间竞争的基本格局进行探索。
图1 中国沿海集装箱港口体系分布图 Fig.1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coastal container port system of China 2 空间结构演化 吉尼(Gini)系数和洛伦兹曲线是测量港口体系集中化(分散化)的两个通用性工具,但考虑到这两种模型本身存在着一定的缺陷[16],本文采用赫希曼—赫芬达尔指数(Hirshmann-Herfindahl index)反映近10年中国集装箱港口体系空间结构的集散演化状况:
表1 1992~2001年中国集装箱港口体系的赫希曼—赫芬达尔指数 Tab.1 Hirschmann-Herfindahl index for the coastal container portsystem of China,1992~2001 1992 1995 1998 2001 中国沿海集装箱港口体系0.14530.13660.16380.1665 珠三角集装箱港口群0.23370.25160.38830.4673 长三角集装箱港口群0.58730.56050.65610.6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