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9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054(2004)04-0090-05 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缩写为GIS）是20世纪后期飞快发展起来的电脑地理信息技术。在这项技术的支持下，电子数字地图(digital map)亦迅速发展，广泛运用。在信息量的包含、深层空间关系揭示、动态表现等方面，电子数字地图比传统纸面地图有巨大的质的飞跃。 以美国为例。美国的电子数字地图的研究与使用居世界领先地位，已经在各种相关信息领域、学术研究、政府管理、军事部署、经济运行、公众服务等方面全面进入数字化时代。人们进入美国，便感受到电子地图的普遍性与必要性。美国汽车协会(AAA)曾是传统汽车交通地图的权威服务机构，现在网上详细的电子地图已经覆盖了美国全土，其内容详尽，缩展方便，免费下载，效率甚高。网上电子地图的服务功能已基本取代AAA组织。美国社会中电子地图的飞快发展，在各层社会职能（包括日常生活）中日益积极的作用，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时代技术动向。 美国历史尽管不长，却是一个十分注重历史研究的国家。在保存丰富、完整的档案资料的基础上，美国史研究的细密程度，是很多人所估计不到的。这是发达社会的特征与自信精神的体现。与历史研究相并行，美国对本国历史地图的研制和普及也很注重。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曾邀请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希拉丘兹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的梅尼(D.Meinig)教授主持编辑了系统的分幅（分区）美国历史地图，分别附在每期《国家地理》杂志中，向读者发送。 近年，依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汇聚多国各界人士的数字化文化地图行动计划（Electronic Cultural Arlas Initiative，缩写为ECAI），以同仁组织的形式，在积极推动数字化文化地图、历史地图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明年春夏，ECAI大会将在中国上海举行，届时会有来自世界许多国家的数字地图专家和爱好者汇聚上海，这将积极促进我国数字地图工作者与国际同行的交流。 在我国，历史地图数字化的工作也已经启动，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哈佛燕京学社、澳大利亚格林菲斯大学亚洲空间数据中心、数字化文化地图行动计划(ECAI)等组织联合，开始建立“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英文名称为China's Historical 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缩写为CHGIS。其阶段性成果已经上网。为顺应时代发展、技术进步和社会服务的需要，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与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合作的北京历史数字地图编制计划也已经初生启动。 古都北京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北京城市的辉煌历史一直吸引着国内外众多的学者和文化人。20多年前，侯仁之教授率全国之先组织编制了我国第一部城市区域历史地图集，即1985年和1995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历史地图集》（一、二集）。在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的支持下，《北京历史地图集》第三集的编制工作在4年前开始。这全部三集《北京历史地图集》的完成，将从基本环境特点、人地关系、政区变化、城市形态、经济活动、军事部署、人口发展、文化分布、城市社会结构等多方面，展现北京城市及北京地区的历史地理演变过程。尽管第三集图集的工作尚未完成，但考虑到数字化地图的重要价值和对其需要的紧迫性，编制北京历史数字地图的先期探索性工作，不容消极置后。在这一新技术的运用方面，北京毫无疑问应力争走在全国的前列。 在历史地图方面，数字化地图比传统纸面地图有许多优越之处。以下试谈一些看法。（注：关于历史地图的数字化，亦可参考葛剑雄.中国历史地图：从传统到数字化[J].历史地理第十八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11.满志敏.走进数字化：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的一些概念和方法[J].历史地理第十八辑，12-22.） 一、打破传统纸面历史地图中单幅图标准年代的约束。历史地理学者都很清楚，编制基本的历史地图（不是表示移民迁徙、战争进程等事件说明图）一定要有一个标准年代。比如《北京历史地图集》中的唐代北京地区（幽州）图是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的，明代北京地区（顺天府）图是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的，清代北京地区、（顺天府）图是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的。标准年代的确定，是历史地图科学性的基本要求，若将不同时期的地理内容混编在一幅图上，必然会产生混乱，造成错误认识。所以编制一个地区的历史地图集，实际上只能在资料较完备的基础上，选择少数代表性年代作标准年，在图上仅仅编制这些年份的内容。由于图幅数目有限，图集中图幅之间的年份常常间隔很远，比如《北京历史地图集》中明、清两代地区图间隔有315年。由于标准年代的限定，在这315年中的重要地理内容、地理变化便无法反映。在城市图部分，元大都（至正年间）后面接的是明京师图（万历年间），其间隔二百来年，其中存在了一百多年的仅有内城部分的早期明京师形态（口字形）便没有得到反映。尽管万历年间的北京城已呈现兼有内、外城的整体形态（即凸字形），且资料充分，选择万历年间作为明朝北京城的标准年没有问题，但不在“标准年”内的早期都城形态被略掉是个明显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