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928.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054(2004)03-0029-07 北京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古都，有关北京于元代以后最终成为封建大一统帝国首都的原因，以前已有多本（篇）专著、文章论及，此不赘述。（注：具代表性的研究可以参见侯仁之，邓辉.北京城的起源与变迁[M].北京：中国书店2001；曹子西.北京通史[M].北京：中国书店，1994；王玲，毛希圣.辽代南京（燕京）的历史地位[A].北京史研究会编印.北京史论文集[C].等.）虽然这些文章都从不同角度较为全面地研究和指出了北京最终发展成为首都的原因，但是，在笔者看来，北京最终发展成为封建大一统帝国首都的原因不仅在于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东北民族崛起的结果，而且更与中国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由统一走向分裂这一国家宏观政治、经济发展走势紧密相联。 一、问题的提出 如果从周武王克殷，“封召公奭于燕”和“封帝尧之后于蓟”（注：史记·周本纪第四[Z].）算起，北京建城的历史已有三千余年。作为中国起源较早的城市之一，北京具有完全的中国早期城市特征，即：国家的政治与军事需要是北京城市起源的决定性原因。因为武王克商以后的燕国分封即是为了加强对燕山南北和辽西一带戎翟部落的控制，燕都蓟城系周天子“抚夷狄屏中土”的北方军事重镇。 根据地理学家的研究，至少在6700万年前，北京地区已经形成今日地貌发育的雏形。（注：霍亚贞.北京自然地理[M].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9.）(P30)三代以来北京一带的自然地理状况也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从古代中国择都对城市地理条件的要求看，在政治、军事需要下建立起来的北京具有重要的地理优势。（注：因为从地理位置、交通与国防条件方面看，传统的首都位置选择总是以便利的交通、坚固的军事防御要塞条件为前提。与此同时，由于首都的安危关系全局，首都城市功能发挥的首要条件，是在军事上应有比较有利的地理形势，即有险可恃，进退自如。而北京所处位置正好具有这方面的优势。彭兴业.首都城市功能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P94)但是，在地理条件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为什么自3000年前起源直至唐代末2000多年间，北京始终都只能是地方政治中心而不能上升为国家的首都呢？对此，前人已作出了很多的解释。比如，有观点认为，之所以公元10世纪之后才在北京奠都，是由于这一时期“汉族力量衰弱，北方人南下，形势紧急，始有燕都之隆兴”。而辽代以后少数民族政权率先建都北京，是因为在这里建都“进可控制南方九州之野，退可守卫国家发祥之地”。（注：［日］服部宇之吉等编纂，张宗平、吕永和译.清末北京志资料[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P1)其中，民族关系的变化又为当代学者进一步阐发。比如，有学者指出，“北京崛起为大一统封建王朝的都城，无疑是东北民族崛起的结果”。（注：王明德.近代都城研究[Z].华东师范大学2002届博士学位论文.）(P60)与以上两者的观点较为类似的有，北京之所以于辽代以后崛起为国家的首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包括漕运在内交通的发展，使得首都不一定必须放在经济发达的区域；二是西部少数民族相对削弱，东北部的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相继崛起，少数民族所选择的首都北京既是中原故地，又离他们的族源地不远，因而元代以后北京便正式上升为国家的首都。（注：王玲，毛希圣.辽代南京（燕京）的历史地位[A].北京史研究会编印：北京史论文集[C].）(P86) 以上的解释尽管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北京上升为首都的原因，但是，在笔者看来，尚存在着一些疑问。首先，就北京城市政治地位的上升与东北少数民族崛起的关系而言，从先秦以来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发展史看，东北历来都是北方游牧民族的重要发迹地。春秋时期中国北部草原上势力最大的少数民族，是兴起并主要分布于燕北的东胡。代之而起的匈奴最初散布于自东北而向西北的广漠草原上，当时“冠带战国七”中，主要是燕、赵、秦“三国边于匈奴”。（注：史记·匈奴列传第五十[Z].）显然，西北并非从一开始就是匈奴的主要集中地。后来的鲜卑、突厥等影响较大的少数民族也是由东北发起，但在当时，北京的重要性并没有得到体现。相反，这些早期少数民族的脚步却并没有停留在东北，而是不断向西迁移至蒙古草原西部与陕西、山西、河南一带相连的地方，再南下与汉族发生联系。只有到了唐朝以后，东北崛起民族的重要性才得以显示。其次，就交通条件的改变而言，自隋炀帝统治时期修通大运河以来到，有唐一代，北京并没有成为首都，甚至后来的五代、北宋时期北京也没有成为首都。如果从首都所需经济资源的支持看，每年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漕运显然比不上直接将首都建立在富庶的南方城市。但是，中国古代统一封建王朝的首都却无一例外地建在北方，只有分裂时期的首都才建立在南方。正如一些国外学者所谈到的那样，“中世纪的都城比帝国晚期的都城更处于中心位置。长安就被设置于西北中心地区附近；开封比北京更接近华北的地理中心位置；而杭州作为大运河的南端终点处于江南金三角与浙江东北部的中心位置”。（注：施坚雅等著.王旭等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P52)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北京之所以在宋代以后成为国家的首都，既非东北少数民族崛起的必然结果，也非交通条件改善以后择都随意性增强的必然体现，而是另有原因。 二、古代中国择都的政治与经济因素分析 作为封建帝国的心脏，首都的地理位置选择不仅关乎城市本身的发展，而且更与国家的命运相联系。选择首都需要综合考虑并权衡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但其中最紧要者，正如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早已指出的那样，主要是军事、政治、经济三方面。（注：转引自徐建春.也论确立中国大古都的条件[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3)63-71.） 从纯军事角度讲，首都城市必须建立在有利的地理位置，有险可恃，以有助于战时的守御，此即所谓的“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注：管子·乘马[Z].）但实际上，作为国家的根本所在，首都“大山之下”或“广川之上”的地理位置仅具象征意义，古代中国真正的战争时期少有两军长期对峙于首都之下的现象。一旦大军压境，往往早已人去城空。因此，古代中国的首都更多地建在政治需要与军事需要相结合、并且也更有利于实施政治统治、具有便利交通要件的重要战略位置，以有利于战时指挥调度，同时也有利于政治统治渠道的畅通。以中国古代著名的六大古都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杭州等城市为例，除以上所提到北京所处位置具重要战略意义而外，西安赖以建都的关中平原东临滔滔的黄河，其余三面则是大山环峙。它的西南面有太白、终南、骊山、华山等峰峦构成的秦岭山脉，西面是高大的陇山，北面有梁山、黄龙山、岐山等构成的北山山系。只有函谷关一线开向东方，山川形势十分险要，历来有“金城千里”、“四塞以为固”之说。（注：辛向阳、倪健中.首都中国：迁都与中国历史大动脉的流向[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7.）(P37)与西安较为类似，地处九州之腹的洛阳背靠邙山，面对龙门，东有虎牢险关，西接函谷要隘，因而被认为是“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注：隋书·炀帝纪上[Z].）除此之外，南京则以“长江天堑，龙蹯虎踞”，且“控引二浙，襟带江淮”，据有重要的战略优势。（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江南二[Z]卷二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只有开封、杭州两城市所处位置的战略意义相对较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