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巴基斯坦历届政府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在处理本国和世界各国的关系时，奉行新的不结盟政策。巴基斯坦政府在奉行新不结盟政策中，改善与苏联和美国的关系，进一步加深与中国的友谊；大力发展与伊斯兰各国的关系，将与伊斯兰国家，尤其是将与西亚伊斯兰国家、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作为对外政策的支柱；努力恢复巴基斯坦在第三世界中的形象，加入不结盟运动；缓和与印度的关系；参加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推动南亚地区经济贸易和文化协作关系的发展。本文试对巴基斯坦政府抛弃与美国结盟的外交政策而推行新不结盟外交政策的原因作一个探讨，以利我们从中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一、巴美结盟并不能保障巴基斯坦的国家安全 印度独立前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相比处于弱势地位，弱势团体的安全忧患意识成为穆斯林领导人赞同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的重要原因。巴基斯坦和印度独立后发生的“土邦之争”证明了巴基斯坦存在着严重的国家安全忧患。巴基斯坦在第一次“印巴战争”中的失利又证明了巴基斯坦是弱势团体。为了解决国家安全忧患，巴基斯坦政府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与印度进行抗衡。 1947年6月，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时，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91％的先进的大工业都划归了印度。巴基斯坦国内自然资源缺乏，经济基础相当落后，不具备成为地区大国的必要条件，加之，从1947年到1958年军人接管文职政府的11年中，巴基斯坦八易总统(总督)[1]，动荡的政局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政治上也没有像印度那样树立起一面足以号召和征服广大亚非拉新兴国家的旗帜，虽然巴基斯坦在独立初期实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但它始终被隐藏在印度的阴影下，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处处表现被动，特别是在第一次印巴战争失败后，如何有效地捍卫民族的独立，成为摆在巴基斯坦新政府面前的严峻课题。 在苏美冷战开始后形成的国际格局中，南亚重要的战略地位引起了冷战双方大国的高度重视。印度与苏联关系的升温促使巴基斯坦决心寻求与苏联对抗的西方大国的支持。1954年——1972年，巴基斯坦实行与美国结盟的外交政策，企图依靠美国的力量来保障自己的安全。但是，美国与巴基斯坦结盟是各自战略的需要，一开始就是同床异梦。美国与巴基斯坦结盟只是它在拉拢印度失败后的权宜之计，主要是为了在亚洲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包围社会主义中国的战略需要，并非要帮助巴基斯坦对付印度的威胁，维护巴基斯坦的国家安全。在1965年和1971年的两次印巴战争中，当巴基斯坦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美国尽管曾经派出航空母舰达到印度洋地区，但只是给巴基斯坦壮壮胆，并没有向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援助和其他更多的支持。美国对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从1958年起大幅度下降，1961年几乎完全停止[2]。1959年，中国和印度在边界地区发生军事冲突，美国认为印度可以作为抗衡中国的重要国家，开始大幅度增加对印度的经济援助，并宣布要对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政策进行重新审查[3]。1961年，美国国会批准《和平安全法案》，授权总统有权向美国的友好国家，即使没有和美国签订同盟条约的友好国家提供军事援助。美国的这些政策激怒了巴基斯坦政府，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就多次公开发表谈话，反对美国实行亲印度的外交政策。在1962年中国和印度的边境战争中，美国政府决定给印度提供大规模军事援助，以增强印度反对中国的力量。巴基斯坦认为美国增强印度军事力量的做法是对巴基斯坦国家安全构成巨大的威胁，巴基斯坦与美国的关系继续恶化。 在1965年的第二次印巴战争中，美国对印度和巴基斯坦实行武器禁运，这对于巴基斯坦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因为巴基斯坦的武器主要依靠美国提供，美国的武器禁运就等于是断绝了巴基斯坦的武器来源，而印度却可以从苏联获得足够的武器弹药。1971年的第三次印巴战争中，与巴基斯坦签订双边军事合作协定的美国并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援助巴基斯坦。美国只是在口头上谴责印度的行为是“赤裸裸的侵略”[3]。美国派遣到孟加拉湾的军舰也没有能够防止巴基斯坦被肢解[4]，结果巴基斯坦的国家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在与印度的对抗中力量更加失去平衡。 巴基斯坦与美国实行结盟的外交政策时，当时担任巴基斯坦总理的穆罕默德·阿里·波格拉就明确指出：“目前，由于印度的军事力量比我们强大得多，我们还无法解决此问题。当我们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时，我保证我们会有更多的解决机会。”[5] 巴基斯坦的外交部长费洛兹·汗·努恩在巴基斯坦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时也明确表示，巴基斯坦需要巴格达条约组成员的保护[6]。然而事与愿违，1971年巴基斯坦内战及其被肢解的残酷现实使巴基斯坦新领导人布托及其以后的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在同印度的长期对抗中，巴基斯坦不能把国家的安危系于某一大国身上。为了使悲剧不在重演，为了保证国家安全和提高巴基斯坦的国际地位，巴基斯坦政府因此改变亲西方大国的外交政策，决心坚持实行新的不结盟的外交政策。 二、巴美结盟损害了巴基斯坦与中、苏的关系 巴基斯坦与美国结盟都是出于自己的战略需要。美国拉拢巴基斯坦主要是想拼凑欧洲、中东经过南亚和东南亚一直到东亚的遏止共产主义的半月形包围圈。巴基斯坦虽然也有防御苏联南下的企图，但其主要目标是想借外部力量与印度的优势抗衡。 巴基斯坦与美国结盟后，巴基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开始疏远，暂时给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友好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1954年，巴基斯坦政府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结盟后，周恩来总理在9月23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这个军事同盟不仅支持美国在远东以中国为主要敌对目标的政策。并且便利美国从各方面侵略亚洲国家。”[4] 同时，巴基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出现了一系列的曲折，主要表现为巴基斯坦国内舆论对中国的态度变得强硬，出现了一些不利于发展两国友好关系的言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进行监视，并且对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人民的交往进行一系列的限制；在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上与中国的看法相左；在西藏农奴主叛乱过程中对中国政府提出过措辞激烈的批评；巴基斯坦的外交部长还接见了由蒋介石的一员陆军中将率领的“中国回教朝觐团”等事件[7]。相反，中国政府加紧了和印度发展友好关系，以抵巴基斯坦与美国结盟带来的消极影响。1954年6月28日，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和印度政府总理尼赫鲁经过认真的讨论后发表了指导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0月，印度总理尼赫鲁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的外国政府首脑，受到中国人民兄弟般的热情接待。两国总理就亚洲和平和双边各种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取得了广泛的一致意见。1956年11月，周恩来总理再次访问印度，把两国间日益深化的文化、政治和经济关系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后来代表尼赫鲁总理再度访问中国的克里斯纳·梅农在与周恩来总理进行六次会谈后，确信“印中两国的友谊和关系不仅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在目前，是崛起的亚洲的日益加强的团结和日益提高的觉醒中以及在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繁荣中的一个持久的因素”[7]。中印关系的巩固和加深，给巴基斯坦的国家安全环境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