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0月，笔者应邀到华盛顿参加了一个对美国历年情报分析报告进行评估的学术会议，并由此而提前看到了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最新解密的一批原始档案文件汇编，名为CIA' s Analysis of China From Nationalism to Mao(1948-1976年)，计70件，约千余页，内容大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自1948年至1976年间对中国大陆各发展阶段局势、政策、前景的评估和预测，被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Hutchings)先生评价为是“代表美国政府最具权威性的评估”文件（注：会后，情报委员会出版了这批档案部分影印件的汇编本及光盘：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Tracking the Dragon: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 on China During the Era of Mao,1948-1976,NIC 2004-05,October 2004。研究者可在网上查阅这些文件(http://bookstore.gpo.gov)。）。 纵观这批最新解密的档案文件，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可以了解中美关系解冻之前，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经济、外交动态的密切关注情况，以及20世纪70年代初华盛顿调整对华政策、美中苏三角关系因素注入后，美国观察中国问题和中苏关系问题角度的变化情况。根据与会中国学者的分工，笔者着重读了有关20世纪60年代中苏分裂问题的文件。就总体言之，这几份分别撰写于20世纪60年代初、中和末期的报告，对于这一阶段中苏关系发展趋向的评估和判断是比较准确的，基本符合当时情况；其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角度也是比较全面的，兼顾了中苏意识形态分歧、国际共运内部的斗争、国家利益冲突，以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合作的变化等几个层面。但是具体而论，初期的报告，由于作者根据西方同盟国成熟的内部关系协调的经验，更多地基于一种理性认识考量问题，因此忽略了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系内在的结构性弊病——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国家利益的差异性——对同盟关系的破坏作用，从而对中苏之间凝聚力的估计略微高了一些；末期的报告，在考察中苏较大规模边界武装冲突爆发后的局势时，似乎对中国通过反苏宣传向西方发出的信号不够敏感，更多地注意到苏联缓和与西方关系的迹象，而对中国调整对美政策的可能性缺乏必要的预测，故而将中苏之间发生战争的前景估计得严峻了一点。下面，笔者分几个问题对所阅的文件进行初步评估。 一、关于1960年代中苏分裂趋向的预测 中苏两党1958年在建立长波电台、联合潜艇舰队问题和炮击金门事件上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而苏联对中国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制度采取沉默和冷淡态度，赫鲁晓夫还公开表态提出不同看法的行为，更进一步激怒了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毕竟在他看来，这两项创举前者显示了快于苏联的建设速度和优于苏联的发展道路，后者则向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国家提供了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更完美、更直接的模式。中苏之间的芥蒂加深了。 1959年初，在苏共二十一大上，虽然赫鲁晓夫宣称：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采取许多独特的形式，不过我们同中国共产党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分歧，苏联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一切。但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科兹洛夫和苏斯洛夫在同参加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会谈时却抱怨说，中国一方面主张“以苏联为首”，一方面“向苏联脸上吐痰”[1] [2] (pp.227～228)。4月，康生在华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时提出，中国政府不可能不向全世界声明：关于裁军的国际协定，以及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正式参加和没经其代表签字的任何其他国际协定，毫无疑问，对于中国将不可能产生任何应有的效力（注：中国观察员康生在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4月27日，沈志华私人藏俄国档案，编号SD13003。）。这其实已是在阵营内部向赫鲁晓夫全面彻底裁军的方针提出了挑战，示意苏联不要在一些问题上代替中国承担义务。两个月之后，赫鲁晓夫即做出了暂停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的决定，实际上单方面废除了苏中1957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2] (pp.221～222)。中印两国发生边界冲突后，苏联方面迅速意识到，中国采用的解决边界争端的方法很可能会被同样运用于与其他国家的边界争端之中，苏联外交部为此于9月8日即向苏共中央提交了题为“关于苏中边界问题”的详细报告[3] (p.252)。而9月9日塔斯社发表的持中立态度的声明，则令中国方面认为作为盟友的苏联偏袒印度一方，率先对外公开了中苏两党的分歧。如此种种，中苏之间的不和谐音愈益强烈，领土和边界问题开始摆到了桌面上。 9月末至10月初，赫鲁晓夫访华，10月2日与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进行了长达7小时的会谈。在这次会晤中，赫鲁晓夫回忆了1957年1月周恩来对他所做的关于苏联在领土问题上处理不公的批评，一吐耿耿于怀的不快，借机批评中国解决中印边境冲突的方针，以作为对当年挨训的回应。其结果却招来中国方面更为严厉的回击，赫鲁晓夫被指责为是机会主义[4]。这是自“中苏蜜月”以来中苏两党领导人在内部会谈中最激烈的一次相互指责。此次大伤感情的争吵之后，尽管双方确定的方针都仍然是以维护两党团结和友好关系为目标，但前提却是要对方承认错误，这实际上就奏响了以后中苏之间大论战的序曲。转入1960年代后，中苏边境冲突肇始，搁置了几十年的边界问题被正式公开提出，历史的伤疤复又揭开，中苏两党两国走上了一条恶化关系的不归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