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拜占庭帝国的灭亡

作 者:

作者简介:
厉以宁,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
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拜占庭帝国的兴盛时期,例如马其顿王朝盛期,依靠的是广大自耕农和城市工商业者,兵源充足,税源充足。然而到了科穆宁王朝以后,尤其是到了佩利奥洛格斯王朝,拜占庭政府既不能保护自耕农的权益,又不能保护城市工商业者,兵源和税源都枯竭了,拜占庭帝国赖以生存的基础动摇了、瓦解了。奥斯曼帝国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灭掉拜占庭帝国的。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05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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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占庭帝国存在了一千多年,它有盛有衰,有起有落。在谈到拜占庭帝国灭亡的原因时,不能不对拜占庭皇权地位长期的不稳固有所了解。据统计,从395年罗马帝国正式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之时算起,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佩利奥洛格斯王朝覆灭之时为止,这段时期内拜占庭先后有107位君主占据了皇位,其中,只有34人死于床上,8人死于战场或意外事故,其余那些人,或者自愿退位或被迫退位,或者暴毙,包括被毒死,被闷死,被绞死,被刺死,以及因被致残而亡。在这段时期内,宫廷中,街道上,或军营中,一共发生过65次夺取皇位的叛乱(注:参看迪尔:《拜占庭:辉煌与衰败》,:鲁吉斯大学出版社,1957年,第127—129。)。这些都表明拜占庭帝国的内乱几乎不曾停止过,觊觎皇位的人每个朝代都不在少数,并且他们都认为自己能当上皇帝。佩利澳洛格斯王朝皇权衰弱时的政治混乱状况,不过是以前几朝晚期的历史重演而已(注:参看迪尔:《拜占庭:辉煌与衰败》,:鲁吉斯大学出版社,1957年,第127—129。)。然而,这还不是拜占庭帝国灭亡的直接原因,因为王朝交替和皇位的更换不等于帝国灭亡。拜占庭帝国并非亡于国内臣民的反叛,而是亡于入侵者奥斯曼突厥人之手。

      一、导致拜占庭帝国灭亡的直接原因

      帖木儿的西征并在安卡拉附近击败了奥斯曼帝国的20万大军,生俘了巴耶济德一世,这只是延续了拜占庭帝国的寿命,使它多生存半个世纪。帖木儿去世和奥斯曼帝国再度兴起后,拜占庭灭亡的时机终于来临。为什么这个存在了一千年以上的拜占庭帝国会在1453年覆灭呢?这时它面临的敌人太强大了,佩利奥洛格斯王朝根本没有力量抵御这一强大敌人的进攻,这当然是它灭亡的直接原因。比如说,奥斯曼军队人数众多,拜占庭根本没有那么多军队,在君士坦丁堡保卫战中,拜占庭守军只有奥斯曼军队的二十分之一。又如,奥斯曼军队拥有强大的炮兵,他们能制造大型火炮,而拜占庭军队没有火炮。尽管他们早已掌握了火炮的制作技术,但没有财力来制造。(注:参看陈志强:《拜占庭帝国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47、449—450页。)

      还不应忽视,拜占庭帝国实际上没有一个肯真正帮助自己的友好国家。威尼斯、热那亚的经济实力充实,军队、尤其是海军,有很强的战斗力,但它们都只是想乘拜占庭帝国内外交困之机获得佩利奥洛格斯王朝更多的许诺,并从拜占庭分崩离析的过程中捞到更多的利益,甚至还想同奥斯曼帝国分享战利品。以威尼斯共和国来说,它只考虑自身的狭隘的经济利益,而不考虑拜占庭帝国一旦灭亡后东西方军事政治格局的变化以及由此给威尼斯带来的不利后果。威尼斯的贵族们“完全忽视了穆罕默德二世夺取君士坦丁堡的准备”,[1] (P67)短期的商业利益蒙住了他们的眼睛,结果,听任君士坦丁堡陷入奥斯曼帝国之手。

      拜占庭帝国灭亡了,它的灭亡固然引起了西欧的巨大震动,并为此祈求上帝把人们从这场大灾难中拯救出来。但不少西欧人却认为,希腊人是罪孽深重、腐化堕落的教会分裂者,他们脱离了罗马教会,所以遭受亡国厄运是罪有应得。(注:参看黄维民:《奥斯曼帝国》,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107—108页。)拜占庭灭亡的悲剧短时间内“又在整个欧洲恢复了旧日的[要求团结一致的对付东方敌人的]感情,虽其势已不如前”[1] (P91)。西欧再也号召不了人们组织新的十字军东征了。西欧的基督教徒们确实曾为组织新的十字军东征捐献了钱财,但这些钱财却被教庭的继承者侵吞了。不仅如此,在西欧,“几乎没有一个有力量的政权不与穆罕默德二世和他的继承者密谋来反对其他国家的”[1] (P92)。

      毫无疑问,拜占庭帝国是在孤立和绝望中被入侵者毁灭的,这可以被看成是它灭亡的又一直接原因。

      在拜占庭帝国内部,宫廷斗争不绝,地方势力离心离德,贵族豪门腐败淫乐,社会上层又明显地分裂为亲罗马教皇派(亲西欧派)、亲奥斯曼帝国派和既反对西欧和罗马教皇,又反对奥斯曼帝国的东正教派,三派勾心斗角,互不相容,以至于有人认为拜占庭帝国不亡是天理难容。这似乎也可以看成是拜占庭帝国灭亡的另一个直接原因。有人认为拜占庭帝国的灭亡是由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所引起的。(注:参看尹曲:《拜占庭帝国是怎样灭亡的》,载《历史教学》,1956年,第50页;参看列夫臣柯:《1453年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以及这一事件的历史后果》,载《历史教学》,1956年,第11期。)这种说法过于笼统,却没有具体的、深刻的分析,也无助于问题的解答。此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拜占庭不应当一直把战略重点放在西方而忽略了敌人主要来自东方。这种说法是与拜占庭帝国的“罗马情结”有关的。“甚至直到1453年,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这个东地中海国家,仍然以‘罗马国家’自居,其臣民也都自称为‘罗马人’,其教会自称为‘罗马教会’。而且,住在君士坦丁堡的历代皇帝几乎没有忘记‘光复故土’的使命,一直把他们的战略重点放在西方。历史证明,这一观念是使拜占庭国家在维持生存将近1000余年后,终于没有逃脱最后灭亡的悲剧命运的主要原因。”[2] (P50)这种分析虽有一定的依据,但是把“罗马情结”的存在和维系说成是拜占庭悲剧命运的“主要原因”,似乎强调过度了。

      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即认为拜占庭臣民“似乎都缺乏智能上的首创精神,以及那种依赖于想像力的创造才能”[3] (P300—301)。这并不是说拜占庭帝国中那些有知识的人不研究学问。实际情况不是这样,但“他们的才能和勤奋——有大量既有才又勤奋的人——导致了知识的堆积、事实的纪录、对神学或考古学中的细微末节的考察”[3] (P301)。这些学问不代表创造力。为什么会这样,这只能从拜占庭的专制统治和政教合一体制来解释。在皇权和神权双重高压之下,只能导致对思想的遏制和对创造力的扼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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