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5年5月8日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吸取了历史的教训？或者说，那段沉重的、似乎完全不可能发生的历史仅仅是被我们记住了吗？历史一定不会重演。每段历史都只有一次。那段历史是一个永恒的转折点。正如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所说：“思考意味着比较。”所以，对历史的回忆，对记忆中事物的深度思考仍然很有意义。 一 反抗极权主义的基础 对历史的研究可以使当代人保持记忆的连续性，使他们对当前和未来的政治判断力变得更加敏锐。这种经历对于确定个人生活的方向是有帮助的。与此相类似，在公共生活中——在政治生活中——对历史的研究将有助于人们发现新的观点或者做出决断。来自历史的教训可能不会总是一种形式，但是也许会使人们在未来中、在经历下一次事件时变得更加明智。在联邦德国，历史的教训主要来自纳粹时代。到今年的5月8日——二战结束后的第60个纪念日，我们要回答的是：德国究竟从希特勒那里吸取了哪些具体的教训？国家社会主义的经历给德国带来了哪些后果？ 作为一个西方国家，能以联邦共和为基础，摆脱国家社会主义的阴影，在希特勒暴政的废墟上幸运地、浴火重生般地崛起，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不言而喻的成功。联邦德国的许多奠基人，如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欧根·葛斯坦迈亚（Eugen Gerstenmaier）、雅各布·凯泽（Jakob Kaiser）、特奥多尔·霍伊斯（Theodor Heuss）和库尔特·舒马赫（Kurt Schumacher）等人，他们都和国家社会主义保持着距离，或者同希特勒的暴政进行了积极的斗争。第二次的德国民主（注：“第二次的德国民主”指二战结束后的德国民主，第一次德国民主指魏玛时期的德国民主。--译者注）是建立在反抗希特勒暴政的基础上的，这也是反抗极权主义的基础。 二 明智的结论和过激的反应 出于对希特勒时代权力极度滥用所造成恶果的深刻反思，现代德国的政治制度充分体现了权力的“制约与平衡”（经过修改的比例选举制度、事实上的妥协、联邦主义、税收独立、联邦宪法法院）。当然，在德国的历史上也出现过一些针对希特勒时代的过激反应，这些反应是那些在政治上头脑糊涂的人做出的一种尝试，如对作为纳粹法律之一的《紧急状态法》（die Notstandsgesetze）的全盘否定和诋毁，后来又出现了关于军备的争论、为抗议极权暴政和保护法治国家所进行的神经错乱而又火药味十足的示威游行等。 正如许多民意调查所显示的：随着离希特勒时代越来越远，人们对于独裁者的抵触情绪越来越强，这已经成为德国政治文化中的一个鲜明特点。虽然德国的极右势力至今仍不时出来制造一些混乱或者宣扬一些他们的观点，但是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瑞士、比利时、荷兰），德国的极右势力只不过是在苦苦挣扎——至少他们在很长时间里不会在德国取得多大发展。 三 慢慢地抛弃 在希特勒统治之后，随着宣传、恐惧、引诱和强制力的综合作用，联邦德国逐渐抛弃了国家社会主义——这种情况在1945年之后为了防止再次出现希特勒那样的人物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由于斯大林的政治独裁，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从东部涌进了西部。随着经济的腾飞，这些逃亡者逐渐融入了联邦德国这个整体，并且为联邦德国的战后重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除此之外，数以百万计的前纳粹党成员、德国国防军士兵以及他们的家人，都在联邦德国重新找到了他们的生活目标和政治归宿。这些人共同构建了一种重要的选民基础。 众所周知，1952年取缔的社会帝国党（Sozialistische Reichspartei）内部就曾聚集着许多纳粹的同情者。社会帝国党的追随者中，有许多是无法改造的、不可救药的纳粹分子和已有定论的战争罪犯。社会帝国党的目的是把这些希特勒的追随者组织起来。与此相反，那些宪法允许的政党则相当明智地与纳粹保持着距离。在阿登纳任总理期间，联邦德国——从政治道义的角度——承担了一种“赔偿（Wiedergutmachung）”责任。许多民主性的政党，都及早地、以不同方式但又方向正确地为法治国家的民主建设做出了贡献。 四 共同责任的问题 公众对希特勒强烈地、抽象地排斥表现出一种微弱的倾向，即个人应该对他们在具体问题上的过失承担责任。战后的物质匮乏使人们暂时没有去追究个人在第三帝国时期的行为。在1945年之后，各个政党也在积极争取那些政治上随大流的人们的支持，因此也没有过多地去考察数以百万计的追随者以前的政治表现。如果对几百万前纳粹党成员长期实施政治隔离，这不仅不现实，而且也违背了民主法治国家基本的包容原则。这种做法不仅不利于联邦德国的成长，而且还会引发社会仇恨。正因为采取了明智的做法，包容了不同的信念和行为，才使得极端的思想至今还只是被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 1945年之后，西部各州很快结成了保护自由和反对极权主义的联盟，这个联盟为推动联邦德国揭露国家社会主义的罪行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这个联盟对于个人在暴政时期的行为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当年反抗极权主义的活动家受到聘用，这些人处于反抗新的极权主义的“铁幕（Eiserner Vorhang）”的前沿，以前的极权主义被彻底抛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