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基雅维里思想的研究过程中，我们不时会发现一些疑问。那些原本以为是解决了的学术问题实有再认识的必要。本文试就马基雅维里的思维方法、政治哲学的起点、理想共和国的设计、历史影响等作些辨析的工作，顺便介绍西方在马基雅维里研究方面的成果。 一、与新柏拉图主义保持距离的“务实睿智” 了解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思维方式是文艺复兴史研究的重要方面。加弗尔在《马基雅维里与智慧学史》一书中谈到，马基雅维里不喜欢谈论那种抽象的辞藻和判断，他感兴趣的是对具体的事例做出评论。例如马基雅维里一般不对人类的普遍历史规律进行评论，而对特定的政治事例（如古代罗马共和国创立时如何设置法庭、元老院等）十分注重。（注：参见加弗尔《马基雅维里与智慧学史》（Garver,E.,Machiavelli and the History of Prudence）,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7,P.156。）加弗尔的看法基本勾勒出了马基雅维里思维方式的特点。从总体上讲，马基雅维里的思维方式与其个性一样，充满着实践理性的睿智。他少有古典希腊时代哲学家的思辨情趣，很少对哲学本体论问题发表评论，而多了一分古典罗马时代的思想家风范，钟情于政治实践原则的分析。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思想主流。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主流就是新柏拉图主义。受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大都主张，世界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只有当一个人具备充分的理性知识，并在思考中达到某种超越的境界才能与理念世界相切合，或者说人与神的某种切合。他们十分强调人的超越性和完整性。同时主张和谐的思想与表现风格，并在和谐中容纳所有的矛盾冲突。这种思想也是人文主义所有美感理论的源泉。许多人文主义者都力图通过自己的作品将人的个性与某种神圣的超越性的东西结合起来。在政治法律思想家那里，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如何塑造一个完美的政治人物、如何建构一个完善的社会结构和如何达到一种和谐的道德境界等方面。 但恰恰在新柏拉图主义盛行的同时，有那么一部分政治思想家与新柏拉图主义保持着思想距离。他们有：马基雅维里、奎恰迪尼、维托利等，（注：对于此三人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尤其可参看吉尔伯特《马基雅维里与奎恰迪尼》（Gilbert,F.,Machiavelli and Guicciardini-Politics and History in Sixteenth Century Florence,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84.）一书，如其中的第120-121页、第249-250页等。）其中马基雅维里尤为突出。从马基雅维里的著述情况看，字里行间鲜有新柏拉图主义的印记。罗布在其专门论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新柏拉图主义的专著中，几乎不提马基雅维里的思想。（注：罗布《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柏拉图主义》（Robb,N.A.,Neoplatonism of the Italian Renaissance）,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 Ltd.,1935。）以文学而论，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新柏拉图主义者眼里，诗歌等文学艺术创作是对整体性的东西如神圣的整体性境界等的表达。可在马基雅维里看来，那种所谓的神圣的整体性的东西只是某种幻影，因而文学艺术应该更多地关注对特殊情感的描写，成为特殊生活实在的一种象征。所以从消极的一面讲，文学就是对个体情感（在马基雅维里那里就表现为某种个人情感的失落）的消遣。（注：参见阿斯苛利与卡恩合编《马基雅维里与文学论稿》（Ascoli,A.R.,and Kahn V.,edited,Machiacelli and the Discourse of Literature）,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P.7;P.9。）再就思想史而论，凡以伦理和审美为出发点对人生和社会进行研究的学者，都不同程度地从柏拉图思想体系中寻找源流。政治思想家卡斯蒂利奥内在其著作中就充分体现了新柏拉图主义的思想。他这样告诫那些想成为优秀侍臣的人：应该走一条高贵的路，把目光转向自己内在的灵魂，使灵魂超脱肉体的控制，从而达到一个纯粹的美的境界。（注：参见卡斯蒂利奥内《侍臣论》（Castiglione,B.,The Book of the Courtier）,New York:Doubleday & Company,Inc.,1959,P.353。）这种思路严重限制了卡斯蒂利奥内对政治人物现实眼力的分析。那些人物也许很温文尔雅，但少了政治家的气质。与马基雅维里笔下那些善于权术的政治家形成了何等鲜明的反差。韦斯不无风趣地说，如果卡斯蒂利奥内用马基雅维里的观点去打扮那些大臣，也许幽雅的外表就会被嫉妒等取代。（注：参见维斯《意大利人文主义的传播》（Weiss,R.,The Spread of Italian Humanism）London:1964,P.79。）与马基雅维里创作《君主论》的同时，另一政治思想家伊拉斯谟也在撰写《基督教君主的教育》。该书开宗明义就指出，柏拉图式的哲学精神和哲学王对君主的统治十分重要。（注：参见伊拉斯谟《基督教君主的教育》（Erasmus,The Education of a Christian Prin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P.2-3。）总之，那些受新柏拉图主义影响的人（甚至包括像布鲁诺这样的科学家）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对超越性世界关切的思想印记，这或多或少影响了他们对现实世界的思考和判断。例如莫尔由于受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而在个性中充满神秘、漫幻的审美情趣。这种理想化的精神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莫尔坚持强化王权、强化国家力量的时代意识。 马基雅维里并非忽视柏拉图的著作和思想，而是其关注的重点不是柏拉图哲学中的本体论思考，包括美学的部分等等。安格罗在他的《马基雅维里：一个剖析》一书中专门就马基雅维里的现实主义问题做了评述。他认为，马基雅维里确实研读过许多古代有关理想的共和国方面的著作（例如柏拉图的著作）等，但他更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那些有关君主统治的文本感兴趣，并做了细心的阅读和评点。马基雅维里从中去理解、批判、吸取那些富有实际意义的内容，而不是沉陷于伦理的、哲学的框架性的东西。（注：安格罗《马基雅维里：一个剖析》（Sydney Anglo,Machiavelli:A Dissection）,Harcourt,Brace & World,Inc.,1969,PP.188-190.）罗佛-菲奥里的《马基雅维里》一书也对马基雅维里的研究特点做了述评，认为马基雅维里感兴趣的是古代那些成功的政治实践经验，而这些经验恰恰是被他那个时代的政治家所忘记了的东西。马基雅维里通过对过去与现在的比较分析，从中得出相应的结论，以达到政治启示和告诫的作用。（注：安格罗《马基雅维里：一个剖析》（Sydney Anglo,Machiavelli:A Dissection）,Harcourt,Brace & World,Inc.,1969,PP.188-190.） 由于马基雅维里的着眼点始终是现实，因而许多学者用“近代政治科学的奠基人”等名称来概括马基雅维里社会历史观的地位。但正如另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马基雅维里的科学分析的真正涵义是，他的整个论述是为了特殊的政治目的如意大利的统一等。所以其宗旨是十分明确的，而他的论述则显得具体和零碎。（注：以上想法可参见布特费尔德《马基雅维里的治术》（Butterfield,The Statecraft of Machiavelli）,Bell and Sons LTD.,1955,PP.19-20。）在马基雅维里的著作中，人们看到的是一个个新的政治课题，如：一个国家如何能更持久、更强大？一个已经分离的国家如何能重新改革崛起？何种道德和宗教可以强化一个国家？这种问题式的研究方法不仅与新柏拉图主义漫幻式的思维方式有区别，也与传统的亚里士多德体系化思维方式有很大的反差。（注：普拉米那茨《人与社会》（Plamenatz,J.,Man and Society: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Some Important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from Machiavelli to Marx）,London:1963,P7。）同时，马基雅维里的政治理论与以往的神学政治理论相比，更是少了一分神秘的色彩。由于其整个思想体系并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严密性，所以也有学者指出用“实在的”这样的语词对马基雅维里所谓科学的、历史的政治分析方法加以限定。（注：普拉米那茨《人与社会》（Plamenatz,J.,Man and Society: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Some Important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from Machiavelli to Marx）,P7。）这种情况提示人们，在研究马基雅维里的社会历史思想时必须十分注意他的论著和论述的具体情景。例如，马基雅维里是共和国的拥护者，但他又对君主的统治，特别是对强有力的君主统治赞赏尤佳。这是否显得矛盾呢？在马基雅维里看来，当一个国家在创立之初或一个国家在危机时刻，就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君主来引导和统治，以便能建立一种国家秩序或恢复国家秩序。也就是说，在上述特定的环境下，君主的个人统治手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此问题，杰米诺在《从马基雅维里到马克思》一书中给予了充分的关注。（注：参见杰米诺《从马基雅维里到马克思》（Germino,D.,Machiavelli to Marx）,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2,PP.41-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