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基督教作家以及后来的历史学家和道德主义者一直坚定的断言：“罗马帝国衰亡是人们性关系堕落、生活奢侈和挥霍放荡的必然结果。”[1]（P173）腐败当然不是罗马帝国衰亡的唯一原因，正如凯茨在《世界文明史中的争论》中所指出的那样，罗马帝国的衰亡“关键是罗马帝国的内部因素导致了罗马的国力和抵抗力的衰落，这就是皇帝和贵族对帝国的控制、膨胀的官僚集团、强迫性的法律规范、对中产阶级和自由民的过分的税收、用大部分的国力去支撑漫长国境线的防御、中央权威的不断削弱、贫富差距的扩大”等等[2]（P101），但透视导致罗马衰亡的每一个因素，无不与腐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事实上，腐败使后期罗马帝国公德丧失、风化败坏，政局不稳、行政乏力，赋税日苛、经济瘫痪，民怨沸腾、军队靡散。腐败使昔日强大无比的罗马帝国，成了一触即碎的风化物。 一、腐败摧毁了罗马人传统、优良的道德精神 许多论述罗马文明史的现代著作中都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早期的罗马人“健康、纯朴、高尚”，富有爱国心和荣誉感，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和尚武精神，美德和荣誉是罗马共和国的宗旨，有抱负的公民都竭尽努力以求无愧于一次胜利所带来的庄严的荣誉。这种传统美德和道德精神使人人争先为国效力，这是罗马之所以能够历经严峻考验却依然屹立不倒的根本原因。以生活俭朴而著称于世的罗马人，是辛勤的农夫和坚强的战士。即使是像西庇阿这样的将军，也亲自耕作，居所简陋：“这位令迦太基人闻风丧胆、把入侵者永远赶出罗马的人物，在田间干活干累了就来这么一个角落洗澡。干活对他来说就是锻炼身体。古代的人都亲自耕作，他也不例外。他住的房子屋顶简陋，路面低劣，凹凸不平。”[1]（P176）然而，随着罗马帝国的建立和太平盛世的来临，世风日坏，腐败堕落的现象到处可见。正如尼采在他的《善恶之彼岸》一书中所说：“他们（罗马人）终于获得了幸福，排除了过度紧张。周边大概没有敌人了，而且生活资料丰富，从而可以享乐了。于是旧的行为准则所强加给人的镣铐一下子被砸碎，因为那些行为准则看来不再是种群生存的必要条件，只能作为奢侈品和老古董残存下来……他们在力求得到荣耀和知识的时候，没有意识到从前的道德观所具有的约束、限制和宽容……以前的那种道德观正在迅速成为过时的东西。”道德精神的堕落弥漫了上至达官显贵下至普通百姓的各个社会阶层。罗马贵族将伊壁鸠鲁派的伦理学曲解为一种享乐主义道德，崇尚奢华、狂欢纵欲，并以此理论辩护他们穷奢极侈生活的正当性。仅就淋浴这件日常琐事，就足以体现罗马人的铺张。“谁家室内的墙壁要是没有金壁辉煌的饰板，没有亚历山大的大理石、衬以努米底亚的贴花饰物，没有房屋挑檐下那一整圈精心设计、丰富多彩、美如画卷的饰带，拱顶表面没有玻璃天花板，浴池四周砌的不是萨索斯石板，水龙头不是白银做的；汗流浃背精疲力竭时不能在这种豪华浴室享受一番，就会觉得自己寒酸……说到自由民的浴室，有多少尊雕像，多少根石柱啊！那些石柱什么也不支撑，仅仅是一种奢华的装饰。哗哗的流水奔泻而下，何等壮观！我们已经奢侈到地面非装饰不可的地步了。”[1]（P176-177）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和强盛，挥金如土的消遣娱乐活动规模越来越大、次数越来越多。罗马全年假日公元1世纪时为66天，4世纪时竟达175天[3]（P203），罗马人以近半年的时间沉湎于观看奴隶角斗、斗兽、海战、戏剧等表演，其靡费之大极为惊人。 在这种崇尚奢侈享受的世风中，朴实勤勉的罗马人不见了，即使是作为中小生产者的罗马自由平民也十分鄙视劳动，认为劳动是一种耻辱，竞相追逐富裕和安逸，其中有不少败家者成为流氓无产者。仅罗马城的流氓无产者就多达80万[4]（P233）。他们终日游手好闲，靠国家和社会施舍生存度日，成为寄生并毒害社会肌体的赘瘤。孟德斯鸠曾经说过：“既然精神的贫弱成了整个民族的特色，那么在事业中也就不再有智慧了。”[5]（P124）在罗马，当奢侈之风销蚀了罗马人的传统道德时，它也扼杀了自由、团结、爱心和创造力。安逸享乐磨灭了罗马人的进取心，曾经铸造了一个伟大罗马的那些因素渐渐消失，精神文化的没落成为罗马帝国走向衰亡的起点。 二、腐败导致了罗马经济生活的瘫痪 罗马国家在生产类型上，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农业国。在罗马立国早期，自由的自耕农占大多数。由于当时罗马的国家机器还不发达，自耕奴没有感到政府压力的沉重。同时，在田间辛勤劳作的农民在当时备受推崇。一部罗马文献这样写道：“我们祖先，赞扬一个好人的时候，就称颂他是一个好种田人，一个好农民。凡是受到这样称颂的人，认为是获得了无上光荣。”[6]（P34）但随着罗马国家的扩张、国家机器逐渐强化，官僚集团的势力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这个日渐庞大的官僚贵族集团带给罗马的是什么哪？罗马帝国后期，官僚贵族腐败堕落、挥金如土，终日沉湎于声色淫乐和纸醉金迷中。他们大兴土木，建筑别墅，不惜把大片肥美的良田改为猎场以供消遣。为了满足其骄奢淫侈的生活，官僚贵族不断加大对下层群众的剥夺。罗马官吏用贪污、罗马地主用地租达到其聚敛财富的目的，没有一个力量能够遏制罗马贵族、官僚和地主要过奢侈生活的欲望，因此，也就没有一个力量能够遏止他们贪污受贿和获得更多剩余产品的行为及冲动。罗斯托夫采夫论述罗马帝国时说：“官僚体制权利至高至大，不受国家基本成员所施行的任何监督，从而变得十分腐化、不诚实……贿赂公行，非法鱼夺习以为常，企图采取一大套暗中侦察和官员彼此互相监督的制度来制止这种现象均属徒劳无益。每一次增加官吏的名额、每一次扩大监督人员的队伍，其结果都只是增添了靠贿赂为生的人数。”[7]（P698-699）这种现象对广大农民和隶农产生的直接影响则是：贪污越来越凶、地租越来越多、赋税越来越重。罗马帝国为供给庞大的官僚机构、军队和宫廷所需的巨大开支，只能竭泽而渔，不断增加税收，国民越来越难以承受。“罗马帝国从3世纪开始逐渐衰落，并接连不断地衰落直至灭亡。这种情况使课税问题，越来越被推到前台了。政府靠课新税来弥补国家的经常亏损，同时，把旧税更加推广开来……税率也在不断地提高着”[6]（P48）。面对日渐难以承受的赋税，富人们疯狂地寻求免税权，并千方百计地转嫁赋税，结果正如当时一位作家萨尔维所说的那样：“现在很多富人，迫使穷人负担他们的赋税，同时富人又对穷人提出新的勒索，迫使他们交付。税收的沉重负担连续不断地、令人无法忍受地落在农民头上。到帝国末期，土地税率超过共和国后期税率大约3倍，国家收取的税额，占全部农业产量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8]（P85）另外，为了安抚和供给向臣民勒索的工作人员，臣民的纳税费比官方税率高出30％[8]（P85）。这样，罗马帝国及统治阶级上层为满足其奢侈腐化的生活，对中下层群众的剥削越来越重，使素来以生产为荣的小农感觉到生产的产品越多，被国家和富人榨取的也就越多，从而使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失掉了一切兴趣。加之崇尚奢华的世风的影响，作为中小生产者的罗马平民也十分鄙视劳动，致使享乐者越来越多，生产者越来越少，罗马帝国的经济调弊也就成为必然。对缺乏热情的劳动状况，罗马作家科路美拉在《论农业》中描述道：“他们（奴隶）把土地耕种得极坏，在播种时故意乱播，而浪费了极大数量的种子，他们不管田里的谷物是否成熟，便收割了运到打谷场上去，他们甚至在打谷时把一部分谷物藏起来，或以故意的疏忽造成损失。”[4]（P233）由此可见，生产者以对生产的破坏抵触劳动，这样，罗马帝国最终陷入经济危机乃至经济崩溃也就不足为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