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美国历史，可以有很多视角，其中，城市应该是一个很有价值、而且非常独特的视角。理由有三：其一，美国历史发展进程由于很少外来偶然或不确定因素的干扰，市场经济影响直接而强烈，因此发展脉络清晰，带有一定的“原型”特征，据此可更准确地认识很多重大历史现象的发展规律，其中包括城市发展规律。在这一点上，美国历史与其他国别史相比，有其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其二，美国城市与国历史发展的同步关系非常明显，其历史发展的每个关键阶段都有城市的烙印：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由一个英属殖民地走向独立，进而展开工业革命并成为工业化国家，全国人口也由农村为主过渡到以城市为主。在20世纪里，美国经历了一段工业化的鼎盛时期、而后向后工业化过渡，城市化比例也由上升到饱和、出现郊区化，空间结构以大都市区发展为主，最终形成以大都市区为中心的经济体系。到20世纪末，以信息化为代表的新经济的长足发展又和大都市区人口的高度分散及空间结构上的多中心化互为表里；其三，美国城市在美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有持续增长的趋势。其中，尤其是20世纪出现的大都市区化，是世界范围内城市发展的新的规律性现象之一，在此方面，美国领各国之先，其经历更有前瞻性意义。可以说，无论从哪个意义上看，如果撇开城市，美国历史上很多重大问题都将陷入无法解释的境地。这是本文展开讨论的出发点。 一 从纵向看，城市及后来的大都市区在美国历史发展的各个主要阶段都有程度不同的发展，其地位和作用不可替代，而且日益显要。 第一，城市与美国独立战争。近代初期的北美大陆，除少量印第安人部落外，大部为尚未拓居的处女地。英国殖民者在这块空旷的大陆上开辟殖民地的过程中，主要是以城市为依托。英属北美殖民地的这些城市几乎清一色的都是以经济活动为主，而非政治中心或军事中心乃至宗教中心，在性质上与当时南美殖民地城市完全不同。尽管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到独立战争前夕仅为5％，城市的数量及其人口都很有限，但以波士顿、费城、纽约和查尔斯顿为基础形成四大经济中心，带动了殖民地社会经济的兴盛和文化的初步繁荣，并逐渐成为与宗主国抗衡以至彻底摆脱其控制的抗争基地。城市孕育了民族认同感，其“长期的自治经历当然是独立战争的原因之一”。[1]（P352）结果是，独立战争主要是城市居民发动和领导的。这是因为英国的高压政策直接危及到城市居民的利益，危及到殖民地工商业的利益，使之成为主要矛盾。如英国在“七年战争”后所颁布的一系列高压法令，就是这种性质。1774年英国颁布的马萨诸塞政府法甚至禁止市镇会议例会一年，这更是火上浇油。在斗争中，北美殖民地还有很好的组织基础，这就是议会制度和市镇会议。议会制度在国内外学术界已有很多论述，此不赘述；市镇会议则是新英格兰地区的发明。由于新英格兰人大多居住在港口附近的村镇中，住地集中，交流频繁，人们往往集中起来讨论决定当地的重大问题，久而久之形成固定体制确立下来，冠之以简单明了的名字“市镇会议”（Town Meeting）。随着更多的市镇建立，这种市镇会议成为地方政府的一种固定形式，一直延续至今。市镇会议推动了殖民地自治和独立意识的形成，并为抗英斗争培养了骨干力量，很多市镇会议的代表成为后来大陆会议的成员。战争中，以城市居民为主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加之市镇会议的多年熏陶，组织得力，有条不紊，13个殖民地得以协调行动，一致抗英，最后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偌大的北美殖民地能组织起如此协调的抗英斗争，在世界历史上是少见的。战后城市领导人积极推动从邦联政府向联邦政府过渡。城市代表在制宪会议上居绝对主导地位，从纽约、马萨诸塞、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等几个关键州推选的代表中87％都有城市经历或联系。[2]（P16）在批准宪法的过程中，无论位于何处的城市，都无一例外地赞成批准之，显示出已熟悉市政的居民对联邦体制的高度认同。美国革命之所以很快获得对英斗争的完全胜利，并在独立后顺利地向联邦制过渡，与城市政治经济及文化生活的多年熏陶有内在的必然联系。也正因如此，美国革命带有很强的城市色彩，可称之为一场城市革命。 第二，城市与美国西部开发。美国自建国后，就开始自东向西不断开拓的历程。19世纪上半期，在开发西部的过程中，美国工业革命开始，交通运输方面随之经历了几次重大变革，即出现所谓的“运河时代”、“汽船时代”和“铁路时代”。这些因素导致国内贸易由南北流向改为东西流向，确立了大西洋沿岸城市在全国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并在东北部形成经济核心区（core area），为进一步的区域性开发打下坚实的基础。城市间经济联系日益增强，促进全国经济一体化。 美国西部的开发，是以这些城市为基地进行的。对此，美国著名城市史学者理查德·韦德曾有专门研究。他指出：“几乎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个城市的西部，对于这一点却始终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这些城镇从建立之初就成为整个地区经济活动的中心，文化生活的焦点和社会巨变的场所。”[3]（P1）应该说，他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在韦德的研究发表之前，对西部开发的解释一直以曾主宰美国史坛多年的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的边疆学说为基准，即西部开发之初是农业边疆为主，农业开发到一定程度之后才出现工业、矿业的发展，最后才是城市边疆。韦德明确指出，特纳学说过于强调地理环境对西部乃至整个美国社会的影响，而且偏重于农业，贬低了城市的主导作用，而西部的历史真实却是城市是边疆开发的“先导”（Spearhead），或至少是城市边疆和农业边疆并存。对特纳的边疆学说在根本立论上的这一突破，引发了学术界对西部历史的重新思考。 到19世纪后期的西部开发，城市的先导作用更为明显。所出现的大量铁路城镇、矿冶城镇、畜牧业城镇，均在农业开发和大规模开发之前，这些城镇构成西部开发的主体和主要空间依托，与传统性开发大相迥异。西部开发的这种城市化性质规定了西部开发的方向，带动并加快了总体性开发。 第三，城市与19世纪后半期工业化。内战后，伴随美国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城市化也进入一个鼎盛时期。[4]（P7）至19世纪末，一个以大中小各类城市构成的城市网已在全国范围初步形成。进而美国的经济重心、人口流向和城乡结构等也出现一系列相应的变化。这种现象当然令人瞩目，因此有的美国学者形象地说：“美国诞生于农村，后来搬入城市，这个过程是19世纪后期完成的”。 这些不同规模、各种类型的城市，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分布日趋均衡，进而在东北部和中西部形成了以综合性城市与专业性城市相结合、大中小城市相结合，相互依存、同步发展的城市体系。这两个城市体系集中了众多的工业企业，构成美国工业布局的心脏地区。东北部和中西部城市体系的工业布局又各有特色。中西部城市多集中于原料产地，利用当地优势，着重发展了粮食、肉类加工、钢铁冶炼、机械加工等新兴工业，成为全国的重工业基地。面临中西部的激烈竞争，东北部城市也不断强化其专业化程度，侧重于它的传统工业，如纺织、制革、烟草加工、日用五金等等，即以轻工业为主。轻、重两大工业区的形成，使全国工业体系臻于完善。这是19世纪后期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经济结构剧烈变革中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城市化和工业化互相促进，是19世纪末美国经济起飞的深层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