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意识是指生活在同一国家的居民在长期共同的生活、生产、斗争中形成的对整个国家认知、认同等情感与心理的总和。近代以来，在世界逐渐联系为一个整体的过程中，意识逐渐形成。东亚地区，近代国家意识是在东亚各国被强行纳入资本主义体系的历史情境下形成的。在日本，打破“闭关锁国”大门的“黑船事件”对催促日本近代国家意识的产生，具有特殊意义；明治政府提倡的文明开化是对传统国家意识强有力的冲击；明治二十年代兴起的国粹主义在思想上完善了近代天皇制，并使得日本近代天皇制国家意识最终形成。在日本近代国家意识形成的整个过程中，政府为了应对来自国际国内的“挑战”而采取的“应对”措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它的形成具有应急性的特点。 一、“黑船事件”的思想史意义 “黑船事件”是指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里率领黑船叩开日本大门的历史事件。日本史学家石井孝在《日本开国史》中指出：“开国具有使日本作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而开放的历史意义。这个过程始于嘉永六年（1853）黑船来航，安政元年（1854）缔结日美亲善条约，经过安政五年（1858）与五国缔结通商条约，至安政六年予以实施，遂趋于完成。”[1]（P3）从思想史角度观之，“黑船事件”震动了日本的思想界，给日本带来了压力。关于“黑船事件”所带来的“压力”，日本著名思想史家丸山真男指出：“19世纪以后逼迫东亚‘开国’的西方压力，是饱经了西方史上也未曾有过的产业革命实践或正在经历这个实践的列强的压力。这种压力具有不能单纯用狭义的军事侵略来解释的性质，它包含着渗透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全部领域的巨大力量。”[2]（P6）这种外压迫使日本政府及有识之士做种种思考，思考如何构建近代国家、如何应对欧美列强的挑战等重大问题。 首先，它打乱了幕府的统治秩序。如所周知，古代日本国家意识具有明显的封闭性特点。在上古时代，日本人居住在一个个封闭的空间里。人们把居住地四周用栅栏围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空间，被称为“しる”（意为“相对独立、封闭的政治空间”）。一个“しる”就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因此，在上古日本，有许许多多的“しる”，也就有了许许多多的政治空间。公元3世纪左右，由大和朝廷完成了日本的统一，并经过大化革新逐渐衍生出兼具精神权威与政治权威的古代天皇制。但经过摄关政治（858—1086）与院政时期（1086—1185），中世纪日本天皇大权开始旁落，到武家开设镰仓幕府（1192—1333）乃至于江户幕府被推翻为止，天皇仅具有精神威力，政治实权已经落到幕府将军的手中。由将军代表日本国与外界展开联络。尽管如此，日本国家意识中的封闭性特点延续下来。当时在古代日本国家意识的对外侧面中，还仅仅有古代日本与古代中国与朝鲜的交往意识。而且，那种交往主要以朝贡体制为主。至于和西方国家的交往，也是在幕府体制下，随着基督教布教日本而出现的。但是，那种交往在“锁国体制”下被限制起来。严格说来，将西方国家纳入到政府层面做种种外交思考的思想意识，是在“黑船事件”之后形成的。从世界逐渐连接为一个整体的历史进程考察，“黑船事件”是近代性的，它是继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借助“血与火”的力量强行在东亚地区扩大市场的掠夺性的历史事件。 为了应对外来压力，幕府的智囊团重新重视起天皇所具有的实用价值。例如，幕府的首席老中阿部正弘（培里留下要求开国的‘国书’后离开浦贺港不久，幕府的第12代将军德川家庆病死，由阿部处理政务）将培里来航视为“头等大事”，企图以缩小幕府独裁的统治、建设“举国一致体制”来摆脱危机。他采取的措施有三：（1）任命前水户藩藩主德川齐昭为海防参与（最高顾问）；（2）让一般大名及幕臣参与国家政务；（3）将培里来航事件报告朝廷（天皇）。这些措施打破了幕府体制下原则上国政历来都完全由“幕府独断专行，不允许朝廷与大名参与国政”[3]（P199）的秩序。其结果，各大名和朝廷开始过问中央政治，成为幕藩体制崩溃的契机。1854年3月缔结的《日美亲善条约》，瓦解了幕府的锁国政策。幕府采取了提拔新人和改革机构的措施，不仅起用“直参”（幕臣），还大批起用了“陪臣”（各大名的家臣）。在外交与军事方面，一改过去根据门阀和世袭任命官职的做法，提拔有能力的人。 在条约“敕许”问题和将军继嗣问题上，朝廷与幕府之间发生了纠葛，应该说这是“开国”事件所带来的政治意识冲突的集中表现。在条约“敕许”上，幕府大老井伊直弼在没有得到天皇“敕许”的情况下，就与美国、荷兰、俄国、英国、法国等签定了《安政五国条约》，从而惹怒了孝明天皇，导致朝廷与幕府的对立。由于开港通商，日本的金币大量外流，引起了经济恐慌，物价飞涨。国内爆发了激烈的攘夷运动。但是，大老井伊直弼却采取残酷镇压的政策，因而1860年3月被水户藩士所杀，幕府的权威从此一落千丈。此后，日本政治在表面上分为“公武合体”派和“尊王攘夷”派。日本近代政治意识冲突悄然展开。 其次，提高了日本人的民族危机意识。在增强民族意识上，教育国民成为首当其冲的大事。早在19世纪30—40年代，为了摆脱来自外部的威胁，幕府就设立了藩学所（后改为开成所）。其主要目的是传授洋学知识、翻译西洋著作及外交文书。从规模、师资阵容及科目的设置看，它是政府主导下的第一个综合性洋学机构，也是“全国最大的洋书收藏中心”，亦堪称为“近代综合学府的雏形，幕末维新期的人才摇篮。”[4]（P275）“黑船事件”发生后，与之遥相呼应，在民间层面，1858年绪方洪庵的门徒福泽谕吉在中津藩（大分县境内）开设洋学塾。1868年（庆应四年），以“王政复古”为契机搬至芝新钱座，改设为庆应义塾。它是继承兰学传统而以欧美自由结社为典范展开研究的民间教育机构。洋学塾的实用价值在于“师夷长技以制夷”，唤起与提高民族危机意识和寻找应对措施。与外国通商贸易后，攘夷运动风起云涌，具有封建的排外性，也具有反抗欧美各国带来的殖民地化危机，还具有保护国内产业的民族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