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无疑是当今世界有着巨大影响的国际组织之一，它是二战后美欧联盟的桥梁。但在今天，北约虽然仍继续存在并不断扩大，但美欧之间的裂痕却越来越明显。我们要了解大西洋联盟和北约今天的状况，就必须先考察冷战中北约的历史，早在大西洋联盟建立之初，美国与西欧就已经种下了不和的种子。从北约的成立，成员的选择，军事机构的组成以及其战略的演变，冷战中的北约自始至终都控制在美国的手中，是美国以欧洲为中心，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的利器。西欧虽然也曾试图改变大西洋联盟中的主从关系，但效果并不明显，美欧之间的分歧始终存在，并在冷战后显现出来。 一、柏林危机与布鲁塞尔条约 1945年注定是世界历史学家永恒的话题。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硝烟尚未散净，同床异梦的盟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已经暗自打点，准备分道扬镳。 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致国会的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咨文中，诬蔑任何国家的人民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都“危害着国际和平的基础和美国的安全”，宣称世界已经分裂成两大敌对阵营，一边是“极权政体”，一边是“自由国家”，美国的外交政策必须是支持那些正在抵抗武装少数集团或外来征服的自由民族，美国的基本目标之一是“创造能使我们和其他国家在其中建立一种免受高压统治的生活方式的环境”。[1]就是这篇以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演讲，标志着美、苏战时联盟的正式破裂，美国第一次公开将“冷战”作为战后国策。而战后的欧洲各国，经济、社会、政治状况严重恶化，国内人民生活困苦，罢工不断，共产党势力壮大。马歇尔计划虽然从经济上挽救了西欧，但苏联的军事压力却使西欧国家提心吊胆，也让美国忐忑不安。处在东西方交战“第一线”的欧洲和强大的美国联合起来，共同抵制苏联西进的步伐，看来是保卫西欧国家安全的出路。因此，大西洋联盟政策就应运而生了。美国的目标是“帮助建立一个在军事和其它重大问题上同美国和加拿大紧密结合的、繁荣而统一的西欧，使它作为一支强大的力量，重新回到世界舞台，同北美洲进行广泛协作”。[2]在“援助”的旗号下，扶植并控制西欧，把它们作为遏制苏联的盟友和前沿阵地。西欧国家明白，在大西洋联盟体制中，它们可能沦为美国的附庸，丧失部分主权，但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气势和国内的经济困难、政治动荡、军力虚弱，它们别无选择。法国的政治家们甚至喊道：法国“迫切需要军援，需要保护，需要军援才能生存下去，而不是要恢复大国的‘地位’”。[3] 1947年3月10日至4月24日的莫斯科外长会议讨论缔结对德和约，但未能如愿。据一位参加会议的人说，它“闭幕时闭的是铁幕”。[4]在12月的四国伦敦外长会议上，苏联提出100亿美元的赔款、鲁尔区共管和取消美英占领区，成立德国民主政府的要求，但遭到美、英、法三国的一致拒绝。12月15日，会议无限期休会，双方互相指责对方阻挠德国的统一。此后，苏联和西方国家便在各自占领区内，按自己的意图行事，德国的分裂已不可避免。 1948年2月，在美、英的倡导下，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六国在伦敦召开会议，讨论德国问题。会议决定成立西德政府；鲁尔的煤和钢由六国与西德共管；美、英、法暂时不从西德完全撤兵。与此同时，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四国外长在莫斯科开会，谴责西方国家单方面讨论德国问题。1948年初，苏联开始进行“悄悄的封锁”，对西德和柏林之间的交通运输进行干扰，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3月底，3月30日，苏联通知美国，它将自4月1日起检查所有通过苏占区到西柏林的美国人的证件，并检查所有除货运和私人行李之外的一切物品。这等于是部分封锁。6月18日，美、英、法宣布在西占区实行币制改革。6月19日，苏联决定对西方国家进入柏林进行“交通管制”，实际上是封锁了通向柏林的全部水陆交通。 虽然苏联最终并未能把西方势力赶出柏林，于1949年5月12日取消封锁，但“柏林危机的爆发使得西方怀疑，俄国人想继续侵犯战时划分的区域到多远——是想把铁幕西移到大西洋吗？”[5] 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使美国感到不安。美国一面组织空运，一面调动公众舆论，“把柏林和民主事业等同起来，把保卫柏林当作抵御共产党侵略的象征”，大肆渲染“柏林坚强的民主主义者”在战火面前大无畏的勇气。[6]“好像一夜之间，一度是普鲁士和希特勒独裁象征的柏林成了自由的象征。”[7]在欧洲人眼中，柏林危机证实了他们对苏联的恐惧并非空穴来风。 尽管美国在柏林危机中起着主导作用，但美国并不愿成为欧洲的卫戍部队，欧洲的战争还是应该由欧洲人来打，美国只要从旁指导就行了。英国对此心领神会。英国外交大臣贝文提出了建立“西方联盟”的建议，这个联盟“必须包括美国在内，实际上是整个西方文明世界在内的非正式的西方联盟”，“是一种由实力、金钱和坚定的行动为基础的……西方精神上的联盟”。[8]英国渴望在这样的联盟中重新成为欧洲的领袖。“建立联盟的政策需要由英国牵头。西欧国家可指望从英国取得政治和道义的指导，得到英国的帮助，建立一支反共的力量。”[9]但是，当时的英国并不具备成为欧洲保护者的实力。在制订关于欧洲战争的军事战略时，英国参谋总长蒙哥马利主张在西欧大陆承担充分的军事义务，一旦战争发生，将竭尽陆、海、空三军力量“保卫”西欧。可是这个意见不仅遭到海、空军方面的坚决反对，连首相艾德礼也反对承担派遣陆军去欧洲大陆的义务。英国这种既想当盟主，又不愿付出代价的态度，使比、荷、卢深感疑虑，几乎使得西方联盟计划搁浅。在美国的压力下，英国不得不作出让步。时值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件”之后，战争的阴影笼罩着欧洲。西欧国家在“恐苏”“恐共”中加快了联合的步伐。1948年3月17日，英、法、比、荷、卢在布鲁塞尔签订条约，规定“任何一缔约国在欧洲成为武装攻击的目标时，其它缔约国应依照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向受攻击的缔约国提供它们力所能及的一切军事的或者其他的援助”；合约还规定缔约国在经济、政策上相互协调。[10]条约中所指的威胁显然是指向苏联。当天，杜鲁门便在美国国会两院对“布鲁塞尔条约”表示全力支持，并说美国将以“适当方式，根据形势需要，给这些自由国家以支持”。[11]“布鲁塞尔条约”在组织上为北约的形成做好了铺垫。但法、比、荷、卢等国对英国承担西欧防务一事并不放心，它们更希望直接向美国寻求支持，英国也乘机要美国明确它对欧洲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