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占领问题，是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当中饶有兴味的问题，不断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热情探索。经过半个世纪之后，我们再回过来检讨一下中国对日占领问题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我们把握当时国际形势的总体特征。 一、盟国关于派遣对日占领军的折冲 对日占领问题，是战后初期盟国大国关系中极为重要、极为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与各国利益相联系，故在中、美、英、苏四国之间围绕对日占领问题展开了折冲与斗争。早在1943年11月23日晚，美国总统罗斯福与中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开罗举行会谈时，曾初步探讨过战后对日占领问题。罗斯福向蒋介石提议，战后以中国为主体实施对日占领。尽管罗斯福的建议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同意，但蒋介石明确表示：“如果需要，可以派兵协助。”[1]（p.378）当时参加会议的秘书长王宠惠有如下记录：“罗斯福以为中国宜于占领日本时居于主要之地位。蒋以中国此时尚难有担当此项责任之准备，请美国领导执行，中国必要时辅助之。并谓此事可俟将来实际发展，再作决定。”[2]（p.39）虽然这次会议没有明确提出占领日本的主要方式，但对日占领问题已被提上日程。 还在太平洋战争激烈进行的1944年，美国就已完成了单独占领日本的构想。国务卿赫尔在5月9日的备忘录中提出处理日本问题的三点意见：“第一点是日本应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不应分割。”“第二点是日本政府作为一个主体在武装占领时期应停止活动，亦即终止其制定政策的职能。”“第三点是所有对日作战的主要联合国家应参加对日本的占领和管制。”但是，它只是要求对日占领和管制的盟国提供“象征性的占领军队”[3]（pp.224～245）。中华民国、印度、菲律宾、英国等国得到邀请，而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重大贡献的苏联一开始就被排斥在邀请之外。 美、苏两国是把对日占领与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联系在一起的，看作是实现自己利益的战略步骤。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共同鉴署发表《波茨坦公告》，确立了对日占领原则。《公告》第七条规定：“日本领土上经盟国指定之地点，必须占领。”第十二条规定：“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以后，同盟国占领军队当即撤退。”十分清楚，盟国对日本占领的目的在于摧毁日本法西斯主义国家机器，实现对日本的民主化改造，使其不再成为世界和平的威胁。这是盟国在处理日本问题上的重要考虑，没有什么可挑剔之处。 随着日本战败投降，美苏两国力图加快占领日本的步伐。围绕占领问题，苏联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一天，即1945年8月16日，斯大林致美国总统杜鲁门亲笔信，信中提出苏联的占领区是：“在北海道的北半部和南半部之间，从该岛东海岸的钏路镇到该岛西海岸的留萌镇划一道分界线，把该岛北半部的上述城市包括在内。”斯大林为什么提出对日本土地的占领要求呢？斯大林考虑到了国内舆论的重要性。他说：“在一九一九——一九二一年，日本占领了苏联的整个远东地区。如果俄国军队在日本本土的任何部分没有占领区，俄国舆论就会大哗。”同一天，苏联代表德列夫扬科将军在马尼拉访问了麦克阿瑟，同样提出北海道的北半部为苏联军队进驻的要求。苏联的要求遭到麦克阿瑟的拒绝。独占日本是美国的既定方针，杜鲁门不允许任何国家染指这一地区，他在复信中明确告诉斯大林：“我打算要日本本土各岛——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的日本部队向麦克阿瑟将军投降，并且已经为此作出安排。”[4]（p.796）苏联要求的涵义是，将日本一分为二，由美、苏共同占领日本，将日本置于苏、美的控制之下，防止美国独占。从苏联的要求中可以看出，苏联更加关注的是在东北亚的既得利益，使在雅尔塔会议上得到的权益扩展到日本的北海道。自波茨坦会议以后，美英与苏联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但是苏联在维护自己利益时不能不考虑自身的安全。 杜鲁门与其前任罗斯福总统不同。杜鲁门继任后，冷战派与对苏强硬派占据了美国政府的主流，对苏采取了排挤与遏制的政策。后来的形势发展证明了这一点。日本投降前夕，杜鲁门就已作好了独占日本的准备，防止苏联势力进入日本。美国接受在德国分治上的教训，决不在占领日本问题上对苏联作出任何让步。受降范围的划分实际就是规定了各自战后的势力范围。由杜鲁门总统1945年8月17日签署、后由麦克阿瑟发布的《总命令第一号》规定：“在满洲、北纬38度以北的朝鲜、桦太岛以及千岛境内的日本高级指挥官以及所有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苏联远东总司令投降。”“帝国大本营，其高级指挥官，以及日本本岛及附近小岛和北纬38度以南的朝鲜、琉球群岛与菲律宾所有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太平洋地区美军总司令投降。”[5]（p.741）在受美国明显排挤、与美交涉无望的情况下，苏联军队于18日迅速在千岛群岛登陆，向南推进占领千岛群岛南部的国后、择捉两岛和属于北海道的色丹岛与齿舞岛。8月30日，麦克阿瑟率46万美军陆续进驻日本，控制所有的主要城市和战略中心，将日本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共同占领日本，不使日本战后依附于某个大国，成为某个大国推行对外政策的工具，满足一定的领土要求，是苏联外交的努力方向。斯大林在日本签订投降书的当天发表的演说，就是这一心理的真实写照，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业已结束，目前吾等可谓世界和平之必需条件已经赢得……因此吾等应就本国之立场，对日作一特别之清算。吾因前辈对于此胜利之日等待已有四十年之久，而目前胜利终于到来，日本现已自任失败，并签字作无条件投降，此即表示库页岛南部与千岛群岛将重归苏联。”[6]（第66卷，pp.881～882）由此看来，苏联对日出兵的目标在于满足其领土要求，仍没有脱离沙俄时代远东战略目标的窠臼。 在1945年9月在伦敦召开的美、英、中、苏、法五国外长会议上，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为会议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提出由美、英、中、苏四国共同占领日本，在日本建立盟国管制委员会，反对美国一国独占。苏联积极主张共同占领日本，但它不同意派出的军队接受麦克阿瑟的最高指挥。美国在日本受降后，俨然以日本的主人的面貌讲话或发号施令，规定中华民国、英联邦、苏联等盟国对日占领军的数量，并宣布麦克阿瑟“联合国最高司令官在日本保有军事的及政治的管理权，在认为必须完成使命时，可以自由地在日本诸岛配置或移动部队”[7]（p.169）。鉴于“盟总”一开始就为麦克阿瑟所把持，盟国派出的少量军队将不会起什么作用，对日出兵的目的业已达到，苏联于1946年1月30日正式宣布不愿派军队到日本去实施占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