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祥超先生的力作《墨索里尼与意大利法西斯》出版了。由于受语言等各种条件的限制，我国史学界对意大利历史的研究一直比较缺乏，尤其是使用意大利文原始资料来研究意大利历史，更是凤毛麟角。墨索里尼是法西斯的鼻祖，意大利法西斯组织领世界法西斯运动的先声。搞清意大利法西斯问题，对研究包括德、日在内的各国法西斯运动乃至世界法西斯运动，都有重大的意义。陈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即发挥自己的优势，参与我国学术界对法西斯问题的集体攻关，在意大利法西斯研究方面独当一面，在《法西斯新论》和《法西斯体制研究》等专著中留下了浓重的笔墨。近年来，他单独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关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历史与现状研究”，经过多年努力，正式出版了专著。该著作获得专家们很高的评价。我国世界史权威齐世荣先生称它“史料丰富，见解亦有独到之处，堪称上乘之作”；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前所长朱庭光先生也肯定它是我国世界史学科近年来的上乘之作，“无论对于科研人员，还是对于大专院校以及各行各业的读者来说，都会被视为好书，受到欢迎”；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副会长支绍曾先生则称赞作者“站在当今时代的高度，以新的视野、新的角度全面深入地探讨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赞颂该书“集历史性、学术性、知识性于一体，是一部高品位的史学专著”。 诚如专家们所言，该书史料充实，视角全面，拥有很多闪光点，其中笔者感兴趣的有以下一些。 第一，作者在研究意大利法西斯问题时，具有全局意识，视野扩及全部法西斯。个性与共性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共性是个性的精髓，个性与共性相比较才能显出其特色。作者提出，1934年世界上曾有41个国家和地区出现了法西斯运动和组织，各具特色：有的初期比较激进，有的从一开始就以极右的面目出现；有的采取暴力恐怖行动，武装夺取政权，而有的则以合法的手段达到上台的目的；有的先在国内建立法西斯政权，尔后向外扩张，有的则是“先外后内”，先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然后才在国内夺取政权。这些法西斯组织大多没有取得政权，但所有执政的法西斯则与意大利法西斯一样，具有四个共同特征，即：①都是以极端民族主义为政纲核心的崛起于社会中下层的蛊惑性的右翼狂热运动，但同原有的权势集团，在摆脱危机、抑制革命的共同目标下结成政治联盟；②都是以极权制取代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制；③都是以侵略扩张、发动战争、夺取霸权为内外政策根本出发点与归宿的最野蛮凶残的帝国主义国家政权；④其政治观的核心是沙文主义与反共主义构成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国家首脑主宰一切的极权主义，共同的思想理论基础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第二，系统地论证了早期意大利法西斯组织的阶级属性问题。我国学者对法西斯问题的研究，最初的突破口就是早期法西斯的阶级属性问题，从史料和理论上突破了共产国际“七大”对法西斯所作的定义，提出了早期法西斯主要代表以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中下层民众利益的观点。从这一观点出发，又进一步波及到重新审视法西斯兴起的历史条件，部分学者甚至对法西斯体制的阶级属性也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法西斯体制已经越出了资本主义的范畴，成为一种独特的体制。作者在书中全面地阐述了意大利法西斯组织早期的阶级属性及其转变过程和动因。首先，墨索里尼作为意大利法西斯的创始人，自身就经历了从社会主义者到法西斯主义者的转变过程。他18岁加入社会党，标榜是个“有权威的共产主义者”，强调“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暴力才能摧毁旧政权”，并旗帜鲜明地反对党内的右倾势力，一度担任了社会党机关报的总编辑。1914年10月，墨索里尼突然转向支持参战，成为“参战的社会主义”者，并由此同社会党分手，走上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其次，“法西斯”一词，早期使用的是意大利文Fascio，意思是“一些从思想和纪律的角度来看大体性质相同的力量为了达到共同的目标而联合在一起”，中文应译为“联盟”或“协会”，一段时间曾成为革命的代名词。法西斯组织右转后，才使用拉丁文Fasces，即古罗马时代象征权威的“棒束”，成为“暴政”、“酷刑”和“战争”的同义词。与此相关，墨索里尼曾经声称：“我们向社会党宣战，不是因为它是社会主义的，而是因为它反对国家。”再次，作者从法西斯组织成员社会成份的变化、党纲的演变、该党在意大利实际政治斗争中所起的作用等方面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法西斯政党成立初期，中下层民众在党内占据绝对优势，然而到1921年底，尽管城乡小资产阶级分子仍占一半以上，但地主、资本家和官吏也占到总数的28.8%，并且大多还担任了各级组织和行动队的领导人。经过20年代后期的清党，党员中工人农民的比例下降到15%，而地主资本家的比例仍保持在10%。最初的纲领追求激进的社会改革，满足民族主义的要求，主张建立一个能维护城乡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这个政权不仅反对教权，而且抑制大资本的发展，消灭地主经济”，而性质转变后的党纲，对内主张国家至高无上，崇尚极权统治，对外主张侵略扩张，“恢复罗马帝国的版图”。行动上也从支持工人的罢工斗争转向镇压社会党，压制工农运动。最后，作者详细探索了法西斯组织转向的原因。法西斯组织成立不久，即参加1919年11月的全国大选，这次选举采用“比例代表制”，能够比较直接地反映民意，不料法西斯组织惨遭失败，竟连一个议席也没有获得。信奉实用主义的政党和领袖，看到从左的角度攻击现存体制不可能战胜社会党，于是争剧右转，从主观上提供了性质演变的条件。统治阶级面临政局不稳、工农运动猛烈冲击，迫切需要一个能够吸引群众并压制革命力量的政治组织及领袖人物来稳定局势，逐渐青睐于法西斯。这时，法西斯运动内部以巴尔博和法里纳奇为领袖的“暴力派”趁机崛起，效法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意大利地主阶级组建反动武装的做法，收罗退伍的地主子弟和穷困潦倒的无业游民组成“行动队”，兴起了“农村法西斯运动”。该运动是法西斯政党性质演变的加速器，推动“法西斯主义摒弃了它原先的虚假革命和虚假民主的杂质，一天比一天更加趋向于民族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