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点摘编

      米罗诺夫与当代俄罗斯社会史研究

      刘爽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北京 100732）

      米罗诺夫是当代俄国社会史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苏联解体后， 他经过近十年的艰苦努力，完成了两卷本的《俄国社会史》。该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借鉴了年鉴学派等西方新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发挥了计量史学的独特功能，以其丰富的资料、缜密的论证和新颖的观点，对18—20世纪初帝国时期的俄国社会作了全面而深入的考察，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本文通过对《俄国社会史》的写作构想、基本内容与理论框架等方面的分析，认为该书所取得的成就，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当代俄罗斯社会史研究的水平和发展方向，是俄罗斯史学在新世纪崛起的重要标志。

      摘自《史学理论研究》（京），2005.1.71～78

      《罗兹地图》中的“澳洲”之谜

      廖大珂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厦门 361005）

      英国学者孟席斯最近出版的《1421年：中国人发现美洲》一书， 认为《罗兹地图》上的“澳洲”是复制了郑和船队分所绘制的地图，因此是郑和船队发现了澳洲。但是，中西海图是不同的体系，《罗兹地图》是地理大发现的产物，主要源于葡萄牙人的资料，地图上的“大爪哇”和“小爪哇”反映了当时欧洲人对爪哇岛和南方大陆的混乱认识，与郑和下西洋没有关系。孟席斯之说难以令人信服。

      摘自《世界历史》（京），2005.1.80～85

      战后初期英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政策选择及其得失

      倪学德

      （聊城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聊城 252059）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从巴勒斯坦撤出，是大英帝国由盛转衰的一个缩影。 面对犹太人的暴力抗争和美国的不合作，英国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双方达成协议无望的情况下，把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最后在中立的名义下从巴勒斯坦全身而退。本文通过对英国撤出巴勒斯坦过程的剖析，认为英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选择是现实主义的，是在被动中争取尽可能多的主动。英国撤出后巴勒斯坦地区的冲突原因是多方面的，过多地指责英国有失公允，美国和联合国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摘自《辽宁大学学报》（沈阳），2005.2.69～75

      冷战时期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探索

      陈奉林

      （北京外交学院外交学系，北京 100037）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西方随之进入政治与军事全面对峙的冷战时代。 五六十年代的亚洲形势远比欧洲错综复杂。东亚和东南亚成为冷战时期大国利益的交汇地区。日本与东南亚在战后冷战的国际社会中占有重要位置。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重新交往，始于战后初期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赔偿。这种赔偿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它利用东南亚国家在战后初期一段时间内的困难处境迫使它们开放市场，以便进行经济扩张；另一方面，追随美国的冷战政策。整个冷战时期，日本依靠美国的安全保障致力于经济活动，是冷战的最大受益者。

      摘自《世界历史》（京），2005.1.48～58

      双向互动：林德宪制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关系初探

      乔印伟

      （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北京 100871）

      林德宪制是新加坡自治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 人民行动党则是战后新加坡政坛上最为重要的政治力量。这两者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首先，人民行动党的成员及其他政治力量对于民族国家的追求促成了林德宪制的形成；其次，林德宪制催化了人民行动党的诞生并影响了它的组织结构；第三，林德宪制不是一个理想的宪法，人民行动党对其抱有较多的保留；最后，林德宪制的架构和内容对于后来人民行动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摘自《河南师范大学学报》（新乡），2005.1.79～83

      在希望与绝望之间

      ——论古代埃及人来世观念的产生和发展

      金寿福

      （复旦大学 历史学系，上海 200433）

      从古代埃及流传下来的文物和遗迹多数都与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和来世观念相关。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古代埃及人始终没有放弃对来世的追求。他们把尸体制作成木乃伊、修建豪华的墓室并且给死去的人奉献祭品。从表面上看，古代埃及人的来世观念从古王国到王朝后期没有什么变化，不过，如果仔细阅读他们留下来的有关文献，我们会发现他们对命运和来世的认识及其态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古代埃及人生前刻写在墓碑和墓壁上的自传，它们充分表达了墓主人在探讨死亡这个人生重大命题时的企盼、恐惧和无奈的复杂心态。

      摘自《史学集刊》（长春），2005.1.53～58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逆城市化”现象及其实质

      孙群郎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长春 130024）

      自20世纪初期美国大都市区形成以来， 大都市区的发展成为美国城市发展的主导模式。然而，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城市发展进程出现了“新”的现象，即非都市地区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大都市区。据此，一些美国学者认为美国的城市时代和大都市区时代行将结束，“非都市化”时代或“逆城市化”时代即将来临。然而笔者认为，这种“非都市化”或“逆城市化”是城市扩张即郊区化进程的继续，是大都市区进一步膨胀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