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是俄国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的重大转折时， 同时也是俄国思想文化史发展最激动人心和波澜壮阔的时代。毫无疑义，在这个社会大转型和思想大论战的过程中，感受最深的是来自于各个营垒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主张、他们的政治理论、他们的孜孜追求、他们的心路历程以及他们的人生际遇构成了最鲜活的俄国思想史。当代俄罗斯历史学家库沃希诺夫（Ｂ.Ａ.Ｋувшинов）认为：“自由主义思想在我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重新开始拥有显著的地位了，并且提高了对自由主义历史的兴趣。”[1]（p.44）彼·别·斯图卢威（Петр．БернгаДович．Струве，1870—1944年）作为这一时期俄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阵营中的领军人物，其思想演变经历了从“左”到“右”的多次摇摆，发生了从“马克思主义”到“自由主义”再到“保守主义”的游离，反映了那个时代俄国知识分子最普遍的心态和命运。 长期以来，无论是在前苏联学术界，还是中国学术界， 斯图卢威还是“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反革命分子”“苏维埃政权凶恶的敌人”的代名词[2]（p.2279），过多地关注于他作为政治活动家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后的政治立场和表现，而忽视了他作为思想家的学术成就以及侨民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的主要活动，更缺乏对他一生的思想发展和学术成就的全面评价。本文仅就侨民时期（1921—1944年）的斯图卢威的自由主义思想略作探讨。 一 斯图卢威出生在彼尔姆省长的家庭，其家族来自于普鲁士的施勒斯维格——荷尔施泰因。少年时代的斯图卢威在斯图加特开始了自己的学业。返回彼得堡后，他转入城里最好的文科中学学习。因此，可以说日耳曼教育和斯拉夫文化同时对他产生过影响。不仅普希金、妥斯托耶夫斯基的语言对少年斯图卢威产生了影响，而且他还接触了斯拉夫派代表人物伊·阿克萨科夫的思想以及列夫·托尔斯泰的思想，并且参加阿尔谢尼耶夫组织的文学沙龙。 1891—1892年，斯图卢威赴奥地利的格拉茨大学学习，在国外， 他接触了大量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著作，并且着手组织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小组。但此时的斯图卢威世界观和政治观并未确定，他后来承认那时比较容易受时势和各种思潮的影响，即“我们在那时一会儿是托尔斯泰派，一会儿又是激进派，一会儿又是社会主义者”[3]。但是，最吸引斯图卢威的还是极具批判功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斯图卢威解释对自由的热爱和使人民摆脱苦难的负责是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动机[4]（p.287）。 19世纪80年代后， 极具批判意义和指导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已成为俄国思想文化界的楚翘，但是在俄国知识阶层中，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解和运用是不一致的。其中划分出以列宁为代表将马克思主义学说运用于革命实践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和以斯图卢威为代表的“批判的（自称是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派。 十月革命给俄国历史的发展带来了巨变，导致俄国社会分裂。除了主要由前沙俄将军领导的白卫运动之外，莫斯科、彼得格勒等地的思想文化界一些人也以自己的方式，以出版物、各种论坛和大学课堂发起了对苏维埃政权的“进攻”。1922年3月，《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发表了列宁的重要文章《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他在文章中宣布“马克思主义的杂志必须对这一类现代‘有教养’的农奴主作斗争”之后[5]（p.612），在哲学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宣战。苏维埃政权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属下设立了图书出版管理总局，对私营的出版物进行监督，加强了书报检查。同年夏天，解散了一些从事反苏维埃活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学术团体，查封了《思想》、《经济学家》杂志，并且驱逐161名学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 其中有斯图卢威的亲密朋友或政治同道者哲学家布尔加科夫、别尔佳耶夫和弗兰科等人。1920年底，斯图卢威离开弗兰格尔政府，移居布拉格。 驱逐反苏的知识界人士作为一个政治信号与大规模武装反苏行动的失败促使200余万俄国居民选择了远离故乡和祖国，奔波异国他乡的道路，构成了在俄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极为少见的现象。俄国侨民们宣称“我们不是侨民，而是难民”，因为“侨民是离开祖国去寻找更好的生活，而我们是在十月政治变动被迫离开祖国的人，为的是拯救自己的生命”[6]（序言）。 任何一个俄国侨民踏上异国土地之后，不论其原来的身份高还是低、 经济状况好还是坏，大都须经历一番痛苦和艰辛的努力。 德国学者赫·叶·弗里克曼研究了1919年到德国的俄国侨民的生活问题，认为“除了少数银行家、餐馆老板、医生和律师外，俄国难民实际处于极度贫困的状态和生活在无法想像的条件下，许多人因为饥饿而死”[7]（pp.11—12）。著名作家和评论家梅列日柯夫斯基1923年给自己的出版商写信，恳求希望“例外地得到预付款”，因为“我们俄国作家，现在处于极其困难的经济状况条件下”，“我想，欧洲社会甚至还没有看到我们处于什么样的灾难性状况下生活”[6]（p.67）据国际劳工局1923年公布的统计资料，欧洲的100万俄国侨民中，已经有80万找到工作，但仍有20万人仍处在失业状态[8]（p.17）。因生活所迫，“以前的大管家去厨房洗土豆，总督将军的妻子去站柜台，前国务会议员去挤奶，军官的妻子变成了洗衣妇”成为常事，甚至“有谁穿着漂亮的西装在时髦的饭店吃午饭就会受到大家的谴责。”[9]（p.24）对于斯图卢威来说也是如此，他陷于物质生活上的贫困状态。他在1939年5月给弗兰科的信中说：“我希望，不会由于麻痹而跌伤，不会失去理智，或许那个时候俄国侨民会想起我。”[10]（p.1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