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史料 研究希腊青铜时代晚期迈锡尼人的社会与政治制度主要依靠三方面的史料：1.线文B泥版；2.考古实物；3.荷马史诗。由于三者各有其局限性， 因而复原工作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线形文字B泥版是迈锡尼人各宫殿中心管理经济活动的档案，不直接涉及政治和历史等内容，因而信息量受到局限，但却是研究迈锡尼社会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出土的泥版集中于克诺索斯和派罗斯遗址：克诺索斯约3000块，反映了迈锡尼人占领下的克里特岛的社会状况，但泥版的年代尚存争议。派罗斯约1200块，反映的是希腊本土派罗斯王国公元前1200年宫殿毁灭前夕（LH ⅢB末）的社会状况。迈锡尼、忒拜和克里特的坎尼亚也有少量泥版出土。如果假定迈锡尼文明晚期希腊各国的社会和政治模式具有普遍性，我们可以通过研究派罗斯和克诺索斯的泥版来管窥迈锡尼社会的一般状况，所谓一叶知秋而已。从考古提供的信息看，迈锡尼世界的物质文化在其宫殿后期（LH ⅢB，约公元前13世纪）达到空前一致性。这种物质文化的统一暗示各国在社会和政治方面可能也彼此相似。 考古资料，如城堡、宫殿、神庙、坟墓等建筑遗迹及各种出土器物，尤其是造型艺术，提供了迈锡尼社会生动直观的实物证据，但因文字佐证不足，迈锡尼文明在某种程度上仍是一部“没有释文的画册”。 荷马史诗等传说资料只能提供迈锡尼社会状况的旁证。只有传说与前两种史料相符时，其史料旁证价值才能显现。必须注意的是，目前学术界对“荷马社会”的历史性问题仍有争议：荷马史诗所描绘的社会究竟反映哪个时代的希腊社会现实呢？是晚期青铜时代，还是黑暗时代，还是古风初期？有一种调和论，认为荷马史诗积淀了各时期的社会文化成分，当然也包括迈锡尼时代（注：荷马社会反映晚期青铜时代的观点在20世纪前期和中期的学术界起主导作用，持此观点的学者包括T.Allen,M.Nilsson,C.Blegen,A.Wace,D.Page,F.Stubbing等以及最近的学者J.Luce,M.Wood和C.Thomas。这种观点集中体现在A.韦斯、F.斯塔宾编：《荷马伴侣》（A.Wace,F.Stubbings,A Companion to Homer），伦敦1962年版。线文B泥版破译后，学术界的看法发生转变可参考：M.芬利：《奥德修斯的世界》（M.Finley The World of Odysseys），伦敦1956年版，主张荷马社会反映公元前11—前9世纪黑暗时代的背景；O.迪金森：《荷马：黑暗时代的诗人》（O.Dickinson“Homer,the Poet of Dark Age”），《希腊和罗马》（Greece and Rome）第33期（1986），认为荷马社会反映的是公元前12—前9世纪的社会背景。I.莫里斯：《荷马的使用和误用》（Ⅰ.Morris“The Use and Abuse of Homer”），《古典古代》（Classical Antiquity）第5期（1986），主张荷马社会是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社会。A.斯诺德格拉斯：《一个历史的荷马社会？》（A.Snodgrass“An Historical Homeric Society?”），《希腊研究》（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第94期（1974）则持调和论观点。荷马社会反映“后青铜时代”是20世纪晚期的学术倾向，集中反映在Ⅰ.莫里斯、B.鲍威尔编：《新荷马伴侣》（Ⅰ.Morris,B.Powell A New Companion to Homer），雷顿1997年版。）。 鉴于材料自身的局限性，有关迈锡尼时代政治和社会状况的描述只能是尝试性的。 二、迈锡尼时代的“王权”与宫殿制度 所谓王权，按詹姆斯·赖特的定义，是一种家族世袭的至高政治权威，被赋予个人（国王）终身执掌，后者利用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的力量来维持和强化其权威（注：詹姆斯·赖特：《迈锡尼社会中从酋长到国王》（James C.Wright,“From Chief to King in Mycenaean Society”），《爱琴学》（Aegaeum）第11期（1995），第65页。）。 有关迈锡尼时代王权和政治制度的探讨由来已久。在线文B泥版被破译前，荷马史诗和考古材料是主要研究史料。荷马史诗确有“王权”的描述，但这种“王权”究竟反映了哪个时期的希腊政治制度呢？20世纪前期的主流意见是：荷马“王权”基本反映了迈锡尼时代的王权特征。瑞典学者马丁·尼尔森就认为：荷马诗歌中的两个基本王权观念，即王权神授与家族世袭观念（宙斯将王权授予阿特柔斯家族）和亚洲式的君主专制观念（特洛伊君主制），是迈锡尼时代的遗存。迈锡尼时代的雄伟城堡、豪华宫殿和王陵提供了相关的实物佐证，而“继之而来的黑暗和贫穷时代”不可能产生那种王权观念。史诗中的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是全希腊的共主，对诸侯们行使宗主权。尼尔森不愿把迈锡尼人的“王权”与高度发达的埃及君主专制政体相比较，而毋宁把迈锡尼时代看作海上移民和劫掠盛行的“希腊维京时代”。这种移民和劫掠不是零散和自发的，而是在强大王权的有效组织下进行的。尼尔森把阿伽门农与军事民主制下的日耳曼人“国王”相比拟：“王权”在家族内世袭，但长子继承制尚未确立；“国王”平时权力有限，战时为军事首领；其权力受到贵族会议和武装战士大会的制衡（注：马丁·尼尔森：《荷马与迈锡尼》（Martin P.Nilsson,Homer and Mycenae），伦敦1933年版，第215—226页。）。 诚然，这幅图景描述的是“荷马王权”，但未必是迈锡尼时代的王权。这种较原始的“荷马王权”与考古复原的迈锡尼宫殿时代的豪华物质世界并不协调；更与泥版文书反映的政治制度大相径庭。泥版展现的迈锡尼人王权是以宫殿为中心，以繁复的行政管理制度为基础的权力高度集中的成熟的君主制。这种制度更接近于同代近东文明古国的高度发达的君主专制政体，而非日耳曼人的原始部落制度。越来越多的学者相信，“荷马社会”更多地反映了“黑暗时代”或历史初期的希腊社会状况；而荷马的“王权”则更接近于黑暗时代的原始军事民主制或历史初期的贵族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