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或中国人民最初对世界历史的认识，是从19世纪中期中国先进分 子“睁眼看世界”开始的，它始终和中国人民“救亡图存”、民族复兴这一时代的主题 联系在一起，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批世界史学者，无论是介 绍还是研究，他们首先是热诚的爱国主义者。40年前，当海外看到“中国在世界史中像 神话般地出现”，整个世界处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之际，中国科学院世界历 史研究所成立。它自成立的那一天起，即和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为中国世界史学科的 建设和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突出优点和特点，是和时代 的脉搏一起跳动，始终贯穿于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 国家历史进程中，表现出鲜明的中华民族精神。和19世纪中期相比，当代中国社会发展 和中国世界历史研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继承、发扬中国世界历史研 究的优秀传统，弘扬和培育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民族精神，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被迫签订丧权辱国 的《南京条约》使朝野震动，一些人开始重视对外部世界历史与现实的了解，以寻求拯 救民族危亡的道路。一股“睁眼看世界”的新思潮由知识界开始，逐渐成为一股新的社 会思潮和研究外国史地的高潮。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1839年3月至1840年11月，林则徐在广东主持禁烟期间，积极组织翻译工作。他根据英 国人慕瑞所著《世界地理大全》，编译成《四洲志》，较完整地介绍了亚洲、非洲、欧 洲和美洲30多个国家历史、地理、文化以及宗教等等。1841年6月，林则徐在发配到新 疆伊犁的途中，在京口(镇江)与魏源相会。魏源接受林则徐的嘱托，在林则徐编译《四 洲志》和《澳门月报》等资料的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50卷本。这是中国第一部有 关世界史地的专门著作，使闭塞已久的中国人开始有了全新的世界概念。魏源在《海国 图志·俄罗斯国总记》中以俄国彼得大帝为例，希望中国通过深刻、全面的社会变革， 使国家走上强盛的道路。彼得大帝“聪明奇杰，离其国都，微行游于岩士达览等处船厂 、火器局，讲习工艺，旋国传授，所造火器、战舰，反优于他国，加以训兵练阵，纪律 精严。迨至近日，底利尼王攻取波兰国十部落，又击败佛兰西国王13万之众，其兴勃然 ，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帝国主义列强急欲瓜分中国。1896年王 炳耀辑《中日战辑》，上海书局出版。作者在悲愤之际，认为“当思倭之所以胜，吾之 所以败”，于是将外国报刊的有关资料汇编为《中日战辑》，使人们牢记国耻，奋发图 强。1897年，姚锡光编撰《东方兵事记略》，史料更加充实，较详细地记述了中日甲午 战争的过程。当时，也出现了少量的国别史著作，例如，薛福成的《续瀛寰志略》等。 和上述著作相比，更重要的是大量译著的问世。19世纪末，外国历史著作在中国大量 翻译出版，成为当时十分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这些著作翻译出版所产生的影响，已经 超出了学术的或仅仅是历史学的范畴，而具有更深刻的社会内容。 《万国史记》是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学者冈本监辅用汉语编写的世界通史性质的教科 书。1897年在中国出版，世纪之交在中国学术界广为流行。梁启超对其评价甚高，认为 此书可以使人认识到“大率研求新政新学者胜，拥虚名而无实际者败”，这可认为是“ 古今不易之理”。梁启超在他自己所编的《史学书目提要》中，把它列为首条。《俄土 战记》，汤睿译，大同译书局1897年出版。梁启超为此书作《俄土战记序》，于1898年 2月11日在《时务报》发表。梁启超在序中分析了土耳其衰亡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 “内治不修”和“外交不慎”。他认为这和19世纪末的中国十分相似。沙皇俄国不仅要 侵占土耳其，而且“欲得志于东方者数百年”，其野心始终没变。现在西方列强为了争 霸，“并心注力于中国”。在民族危机面前，清政府却为了小朝廷的私利，“倚强盗以 作腹心，引饿虎以同寝食”。国难当头之际，让中国人民将“俄土之事，悬诸国门”， 时时警觉，这是十分有必要的。 1898年“戊戌变法”是一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 严复等号召“变法图强”、“变法维新”。1897年，维新派唐才常撰有《最古各国政学 兴衰考》、《各国交涉源流考》、《各国政教公理总论》、《各国种类考》等，通过对 不同国家的历史发展进行比较，论述只有通过变法维新才可以使国家强盛，反之则使国 家走向衰亡。《最古各国政学兴衰考》涉及到印度、希腊、罗马、埃及、波斯等文明古 国，通过对这些国家历史兴衰进行总结，指出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历史悠久的古老国 家，都应该顺势而“变”，走向繁荣；否则就将走向衰败。联系到中国的具体情况，他 认为在外国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急欲将中国瓜分之时，中国应该提倡“新学”、“ 实学”，通过“变法”一改陈腐衰落的面貌，使国家振兴发展，繁荣富强。 康有为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领袖。19世纪末，他提出“能变则存，不 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则亡”。康有为曾编有俄、日、德、英多种变政考。在《俄彼 得变政记》中，赞扬俄国彼得大帝为改变俄国落后面貌，学习西欧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 和政治、法律制度，回国后排除各种阻力，断然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使俄国融入欧洲文明 。1898年3月，康有为以《俄彼得变政记》进呈光绪帝。康有为还撰写有《法国革命记 》、《波兰分灭记》、《突厥削弱记》等外国史学著作。这些著作从另一个角度表述实 行变法维新的重要性，希望清王朝不要忘记这些国家由盛而衰的惨痛历史教训。如果说 俄国的彼得大帝、日本的明治天皇通过变法维新，使国家富强，而波兰、突厥、法国， 则是故步自封，最后走向衰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