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上书”一直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其主要史料是康有为的《我史》。自上世纪70年代起，黄彰健、孔祥吉、汪叔子、王凡、姜鸣、欧阳跃峰诸位研究先进即对此提出责难，先后发表了一系列的论著，但并没有完全改变学术界的基本看法。文章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及其已公开发表的档案文献，从政治决策高层的角度，重新审视公车上书的背景、运作过程及其影响力。文章旨在说明，有两个不同概念的“公车上书”：一是由政治高层发动、京官组织的上书，其数量多达31件，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且上书已达御前；一是由康有为组织的18行省举人联名上书，那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文章亦说明，《我史》中的记载多处有误，是一不可靠的史料；但通过这类并不可靠的历史记录，康有为、梁启超已经成功地书写了自己的历史，并被许多历史学家所接受。 摘自《近代史研究》2005.3（原文约30000字）
